□张 弓

    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姚贝娜是谁。听了年轻朋友的热烈介绍，才知道她是一位很受青年人喜爱的歌星，还在什么活动中出过大名等等。她的病故，本来引我关注的，是她的年龄和死因。三十几岁的女孩子，正当青春年华，可以说前景无限，却被乳腺癌活生生地夺走了生命，走得实在太早了。可是，此后网络上围绕着对她的去世报道而引发的激烈争论，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些问题。

　　这些争论围绕着关于她的病故报道展开，主要目标是《深圳晚报》记者的两个采访细节：一是他们在病房外面守候，等待着她的死亡来临，以便第一时间发出新闻；二是该报三名记者装扮成主治医生的助手，混进太平间拍摄姚贝娜的遗体，并与姚的家属发生争执。当然还有全国至少１５家报纸把姚的死讯配上大照片排到了第一版显著位置，《深圳晚报》第二天还为此做了１１个版等。

　　争论的观点，归纳一下大概有这些：

　　记者的行为是职业需要，是敬业精神的体现，无可指责。这个观点代表着媒体从业者的想法，但也不完全是。

　　记者的表现太冷酷，太无人性，丧失了职业伦理，应该受到谴责。持这种想法的，人员身份复杂，也包括少部分媒体人。

　　除了上述完全对立的两种观点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一种中道说法：《深圳晚报》记者在抢救病房外守候，以便能最快获取姚贝娜的确切信息，完全是职责所在，但乔装打扮潜入太平间，未经家属同意拍摄死者遗体，就越过了新闻从业人员的道德底线，不可取。

　　第四种观点持有者超乎上述三种观点的视角，站在更高的社会层面看待这次有关姚贝娜的报道。他们认为，一位歌星病故了，众声喧哗、轰轰烈烈，而贡献巨大的院士和战功显赫的将军，在差不多时间逝世，却波澜不惊、平淡如水，反映出这个社会的价值认同出了大问题。

　　上述前三种想法，尽可以讨论。说句心里话，我赞成的是第四种认识。娱乐，不知在什么时候，成了国人的第一兴趣。娱乐圈里的人，“红”得迅捷，“发”得快速，这在任何国度任何朝代，都是不正常的。在这种被扭曲的现实面前，很多眼前处境不怎么样的人，就挖空心思挤进娱乐圈，以改变自己的人生。而更多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各个领域的人士，却默默无闻。他们也许不想计较这些，宁愿守住寂寞做事，不愿在喧嚣张扬中空耗时光，但我们的社会舆论，从社会舆论中渗透出来的社会评判标准，对他们公平吗？对青少年有利吗？对社会进步有益吗？

　　在媒体上我看到过这样的观点：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斗争，是一次价值观的大博弈。腐败的表现，不仅是“老虎”、“苍蝇”的肆意横行，更是把做人做事的对错、是非搞得颠三倒四。投机取巧、胡作非为者，可以获取荣誉、升官发财，安分守己、遵纪守法的，只能安贫乐道甚至处境艰难，久而久之，行事还有准绳可循、社会还有公正可言吗？

　　对人的价值观的摧残和颠覆，远比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政治方面的直接损失更深重。人人需要娱乐，但娱乐至死，是万万要不得的。古今中外的教训很多，而严峻的现实更应让我们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