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徐梅

    去年读《隐秘的故乡》时，天也是灰蒙蒙的，如古丽的文字，朦胧沉郁，仿佛是一个黑暗的舞者在茫然地跳跃，宣泄着追寻的失落与痛苦的迷惘。故乡是那样的隐秘又遥远，但可怕的遗忘，却伴随着隐秘的沉痛不断涌进生命中，撕扯着古丽的灵魂，那时的她，是如此的无助与悲哀。可是，正因为艰难的生活没有止境，所以生长，也永无止境。几百个寂寞日夜的沉淀，让古丽得以爬过一道道时间的围墙，穿越岁月的漫漫尘埃，从血脉的长河中深寻到一条命运的踪迹———《百年血脉》一书，或许就是古丽的救赎之路。

　　古丽的灵魂一直在试图回归，所以她的文字也不断地打破一潭死水般的沉溺，始终走在路上。本书主角法蒂玛担任着叙述者的身份，同样也是家族命运的一部分。几十年的人生里，她在无形中感知到了亲人相似的命运，于是，她开始不断地回忆，改变，寻找，曲曲折折，跌跌撞撞，在一次又一次地重拾与逃离中，坚信又绝望。

　　或许有人会认为，古丽把一切写得过于沉重，可是，人生的有些事件往往就是不可言传的，它们会在一个语言从未达到的空间里，神秘地生存，它们的生命在我们无常的生命之外继续着，流动着，指引着，照亮着我们日益被蒙蔽的心灵。而古丽是幸运的，她坚持用自己独特而隐秘的生命体验，去抒写笔下一个又一个“她”的人生，在救赎自己的同时，也试图照亮他人的救赎之路，让我们得以抚摸各自内心里深深的静寂。

　　古丽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复杂的心理分析来对人物的性格进行解剖，同时也在这样的分析中隐承了整个情节的发展。她以寻找哥哥、追寻女儿、定居江南为主线，穿插了姐姐、弟弟、前夫米夫、丈夫苏风，以及父亲与母亲的家族命运的一系列故事，使小说形成了细密的树状结构，脉络在“我”的寻觅中逐渐清晰———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使生存境遇不断改变，人的精神家园也在不断地受到冲击与挑战。

　　“从我们离开大南坡的这天起，我们一家，便开始朝着不同的方向越走越远，像甩开剪断的脐带一样，大南坡的土路，在我们到达城市的刹那，无奈地甩开了我们。”从此时开始，“我们一家”便逐渐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为了生存，“我”从边城到西安，最后到江南，在辗转流离中遗忘了故土；姐姐为了生存，不得不从西安到广州、北京，最后去了澳门；弟弟没有离开，但是，从他被父亲送给姨姨抚养后，或许就已经意味着失去了大南坡；而哥哥从西安到广州流浪，最后在生命垂危时回到了大南坡，在父亲逝世、母亲消失后，他成了整个家族精神家园的象征。“我”对他的追寻，不仅仅是想唤回亲人，更意味着对精神家园的重拾。可随着他的逝世，精神家园再次消解，“我们”不得不流浪得越来越远，以致迷失了回家的方向。

　　不仅是“我”与兄弟姐妹们在流浪，在“我”的不断追问中，发现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流浪。从百年前的太外公，到我，再到女儿苏菲亚，生存的境遇在不同的时代中，受到不同的挑战。在历史的延续中，无形中指向了那个民族命运的未来。那不仅仅是民族融合进程中会产生的“不适应”，也不仅仅是城市与边远地区的矛盾，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当人渐渐失去了长期生存的故土后，精神与灵魂应该归向何方？

　　真实的命运往往比暂时的忧郁使人更多地担受痛苦，但也给人以更多的机会走向伟大，更多的勇气走向永恒。所以，读这本书，心灵必然是悲苦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中感受到一股不屈与隐忍的力量。不论“我们一家”如何流离失所，迷失逃亡，心却始终没有忘记过那个家。人的一生若真的是个轮回，那么在年轻时越走越远，也许就只是为了最终能够回到家园。民族的融合，城市的扩大，真正的目的不应是为了抛弃家园，而应是更好地重建家园。

　　惠特曼说，生命是一种复杂而多样的集会，它包括一切不幸的沉默的爱人。古丽便是其中一个。她始终用自己清澈的眼眸，深情地眺望着生命的方向，希望能够在保持本真的同时，也能唤起人们对于自身境遇的觉醒。《百年血脉》一书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它不仅是关于时代与民族的沉甸甸的思考，更是关于生存命运的无止境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