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矛

　　民政部已下发通知，规定除办理涉台和９个国家的公证事项外，民政部门不再向任何部门和个人出具（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新华社９月１６日电）。我市江东区、海曙区２２日起已停开个人婚姻登记证明，其他地方也将陆续停办这一业务（９月２３日《宁波晩报》）。

　　８月２２日，公安部发布“１８个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其中包括“亲属关系证明”，并点名“应到公证机关进行公证”。但公证机关不予“接招”。这样，群众在办理遗产继承手续中遇到了麻烦。宁波市司法局表态：正在和公安机关沟通（９月２日《东南商报》）。

　　一般说来，管理部门涉及的证明事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向当事人索要其他部门出具的证明，二是应当事人要求出具的证明。前者是一种“权力”，后者是一种义务，都是职责所在。这次公安、民政部门开出的“证明清单”，共同特点就是从本部门出发，亮出来的都是“不再出具哪些证明”，而不是人们期盼的“不再索要哪些证明”，或者为方便群众“可以更多地提供哪些证明”。而且，由于部门之间的协调、衔接不到位，“证明链条”断裂，反让人无所适从，加剧了“证明难”的程度。初衷虽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当今，人们的自由度不断增加，活动领域更加宽泛。正因此，对人的身份就要有相应的确认和固定，这就是“证明”的意义所在。即使饱受诟病的“证明我妈是我妈”的要求，也不能说毫无道理，因为在某些民事活动中，比如办理财产继承时，就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如今，“证明难”之所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原因就在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滞后，没有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一方面“证明多”“证明滥”“证明杂”，另一方面却是“假货多”“骗子多”“陷阱多”，让人防不胜防。

　　现实中，办什么事需要什么证明，由谁提供证明，往往是各地方、各部门和单位自说自话，缺乏宏观规划和总体布局，自然也就难以统一和规范，无论是“证明”的索要还是出具都相当随意。比如，甲部门索要的证明，乙部门未必能够应约出具。有些时候，与“证明”相关的部门出于某种考虑，往往把自身权力最大化，而把责任风险降到最小。如此一来，部门之间扯皮、推诿就在所难免了。由于制度规范的缺失，一旦发生影响恶劣的问题，只能从职业道徳和作风建设方面去处理，既不服人也难服己。只不过，最终深受“证明难”之害的还是办事群众。

　　因此，解决“证明难”问题，仅仅依靠个别部门“自我改革”，怕是难以奏效，而应从更高层面去把握。需找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最佳结合点，从完善社会治理的高度加强顶层设计，建立超越部门和社会组织的“证明体系”，明确责任和义务，使“证明体系”真正具有科学性和规范性，便于操作实施和检查监督。

　　当然，任何制度规范不可能面面俱到，穷尽社会生活之所有。这就需要建立“证明制度”的基本原则：群众有要求的证明事项，只要合情、合理、合法，有事实依据，受理部门就应办理，不得拒绝；反之，需要群众提供的证明应越少越好。这样，“证明”才能真正起到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