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供给侧”成为经济政策表述中的高频词。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什么是“供给侧”?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释放哪些新红利?如何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供给侧改革有哪些新内涵 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贾康指出,在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是同时存在的一对关系。总体而言,需求管理是总量管理,侧重于在反周期概念下,各个年度短期视野内调节经济生活中银根的松和紧、施行总量的刺激或收缩。供给管理更多地着眼于中长期和全局的发展后劲,考虑不同角度的结构优化,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协调匹配等。显然,供给管理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需求管理。 原本以需求管理为侧重点的理论和与之匹配的调控框架,现在需要引入更多供给侧的分析与认识,积极实行理性的供给管理。而供给管理范围内的政策设计内容相当丰富,也更具挑战性。 从供给端入手推动制度创新,是有效化解“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 当前必须在供给方面考虑不同的要素,塑造新的动力。供给方面大致有五项要素:劳动力、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创新力量、制度机制安排。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三项的动力作用非常明显,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更需要强调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提升有效供给必须有一系列改革的重点考虑。比如,简政放权必须结合体制框架的改造,指向大部制、扁平化,才能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减少信息不对称,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潜力和活力。 供给侧改革不能否定“三驾马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出,供给侧改革是相对于需求侧改革的措施,更侧重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更侧重增强企业长期发展的活力,更注重经济长期持续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十三五”期间经济发展的重点并不是扩张经济总量,而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就是提高生产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素生产力。这作为一条主线,是中国经济下一步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供给侧改革提法与“三驾马车”是否替换关系?这个说法不正确。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是同时存在的,转向供给侧以后就更加强调不要纯粹刺激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不要光做需求的文章。供给侧强调的就是通过重新改变资源的配置来提升效益,但并不是说需求性不重要了。有人说“三驾马车”理论不正确,这是不懂经济学的表现。 供求是双方面的一种平衡关系,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需求,也是在解决需求的问题。比如减产能,兼并重组实际上是调整供给结构,把不需要的供给减下去,同时创造市场需求。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也是这样,放宽准入的同时就是在扩大投资。制造业的增长以及转型升级,服务业的发展,都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以创造出新的需求。总的来说,解决供给问题的同时,也是创造新的需求,而且这种新的需求更可靠、更实在、更具有可持续性。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人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宪在《文汇报》刊文说,供给侧动力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来源,是现代增长理论。凯恩斯革命后,经济学的最重要发展之一,就是现代增长理论。 现代增长理论揭示的增长源泉,或者说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内生于经济体系内部的技术进步。经济学家索洛首先指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经济学家罗默进一步指出,由于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激励,所以技术进步是内生的,由此产生了内生增长理论。其二,如果从要素投入角度观察现代经济增长,人们发现,人力资本既替代劳动,也替代资本,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投入要素。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健康、教育和培训等。其三,经济学家熊彼特则将创新等同于企业家精神,并将其作为供给创造需求的主要动力。在经济学的视角,熊彼特创新是要素及生产条件组合的革命性变化,其深处是技术进步驱动。企业家在这里的关键性作用,是作为技术进步产业化的组织者。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文化创意的成果,都是企业家主导的产业化过程的投入要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哪里入手?我们从观察到的一个“奇怪”现象说起。一方面,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成果有限;另一方面,对于技术创新有着极大催生作用的风险投资却“过剩”了。原因何在?显然,好的创业创新项目不足,最终是能够提出并实施这些创业创新项目的“人”不足,是症结所在。 这里,“人”是自然人,也是法人。创业创新行为可以是自然人所为,也可以是法人所为。因此,聚焦于和“人”及“人”所处的环境有关的改革,是最为重要的改革。譬如,教育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当我们对阻碍、甚至禁锢新的增长动力形成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进行结构性改革时,重点就在这些领域。为此,应当以“形成新增长动力”为聚焦点,进行相关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或系统设计,再具体落实改革任务,以期在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方面有明显的改观。 (李 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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