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其军

    余姚梁弄的五桂楼纵然失去了往昔的神采，我似乎依然可以追忆其曾经的梦境。

　　五桂楼“藏书之富甲越中”，闻名于东南。那么多的书生，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跋山涉水赶来，只为一睹五桂楼上的善本珍品。无论富贵，五桂楼一视同仁。不仅免费给书看，还友情地提供食宿。可以想见，那些受惠于五桂楼的书生，无论文化饱餐还是肚腹解饥，一定会记得五桂楼的这一笔人情。一群书生里，想必总有那么几个通过科考改变命运功成名就的，在漫漫仕途中，估计偶尔会惦念与五桂楼的交情。五桂楼的这种大度和开放，是天一阁不具备的。天一阁的规矩是谢绝外姓人登楼查阅，除了对极小部分人破例，如黄宗羲这等旷世大儒。五桂楼被称为“浙东第二藏书楼”，我觉得，虽“次”犹荣。

　　如此，我不得不将钦佩的目光投向五桂楼的创始人黄澄量。我查悉，他是清代的一名诸生。何谓诸生？“明清时期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这么说来，与举人是有距离的，更不是进士可以被分配“乌纱帽”。他的经济能力、“朋友圈”与天一阁的创始人、曾任明兵部右侍郎的范钦，显然不可相提并论。同样是私家藏书楼，五桂楼相对于天一阁，似乎“草根”许多，当然也更接“地气”。我敬重范钦，不爱金银爱书香，日理万机却忙里偷闲搜集孤本珍版。我更佩服隅居乡里的黄澄量，以有限的一己之力，凝聚可供天下寒士饱读的精神财富。黄澄量在《五桂楼书目》中自谓：“余既构楼三间，以藏此书，盖欲子孙守之，后世读楹书，可登楼展视，或海内好事愿窥秘册者，听偕登焉。”

　　人，生来是要做事的。终其一生，能够完成一件事，也算有幸。就像李冰建都江堰，司马迁写《史记》，郑和下西洋……就算匿逸于江湖、崇尚于无为的隐士，亦留给世人以智慧、情操或启示。黄澄量是有幸的，五桂楼就是他一生有福的实证。功在千秋，不仅在于造福后世，还在于告慰先人。相传，后唐时期黄定远落户余姚梁弄，第六代孙黄远美生有八子，其中黄必腾等五子登科中举。中举美称“蟾宫折桂”，因此号称“五桂”。宋高宗器重他们，说有“经济之才，宏博之学”。当五人荣归故里，宋高宗赠诗《五子还乡》：“不德作民王，贤良在朕旁。普天夫子铎，仙籍桂子香。昔日燕山窦，今朝浣水黄。雁行当不乱，衣锦好还乡。”

　　五桂楼的得名，缘于黄澄量追慕远祖之举。藏书建楼，完成了，接着，就是护书守楼，可谓任重道远。有些事的做成，只靠一代人是不够的，需要数代人的一气呵成。五桂楼持续的芬芳四溢，得益于黄澄量后人的薪火相传。黄澄量逝后，其子黄肇震继承父志，增加入藏图书万余卷。咸丰年间，五桂楼遭遇兵燹，藏书有所散失。至同治年间，孙黄联镳、玄孙黄安澜经五年苦苦搜集，恢复原有规模。五桂楼因为他们的持之以恒，在很长时间的栉风沐雨中书香绵延。而黄氏祖孙数代也因为五桂楼，在浩瀚史话里声名远播。

　　资料显示，五桂楼坐北朝南，三间二层，勾连搭屋顶。屋顶呈“众”字形，有暗阁。因此，明看二层，实为三层。据传，凡遇战乱，善本多藏于顶上暗阁。暗阁中至今保留有“柱百竿”一根，长近十米，竹竿上记着当时建楼的各种尺寸数据和梁架构件的符号，似现代的建筑图纸。五马山墙以防风火，前后有四米高的围墙，围墙东西两侧有大门，西侧为正门。进门便是卵石砌成的庭院，花草竹木使庭院绿荫婆娑，花香袭人，灰尘不蒙，市声不喧。三楹统间前后分隔，前厅为讲学会文之所，后厅是楼梯，楼上有书橱二十四架，曾藏五万多卷古书善本、名画碑帖和手抄本，有木雕板近百块。

　　时光荏苒。如今的五桂楼已不具备收藏古代珍本的条件，诸多书籍已转移他处。建于清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年）的五桂楼，基本完成藏书使命，但魅力犹存。

　　相传，登临五桂楼眺望，可览四明七十二峰，北岭南峰东岩西谷犹如屏风环绕。故，五桂楼又名“七十二峰草堂”。现悬挂的“五桂楼”匾额为清代书法家胡芹墨宝，“七十二峰草堂”为清代书法家吕屐山所题。西侧原有书房，名曰“爱吾庐”，扩建后又称“梦花书屋”。想象某一个雨夜，书房里一灯如豆，黄澄量拈须翻阅一卷读熟的书籍，不时往楼上望一望，心满意足：辗转打听、上门奉资，新近求得一本珍贵旧书。

　　每一件善本的背后，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或千辛万苦，或巧遇偶得。《西游记》里，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经书，无非也是书啊。我相信，黄氏家族采撷散落于各处的珍本孤版，大概也经历九九八十一道坎坷的。假如没有黄澄量的作为，那些书或许早因散乱而在炽烈的时光里灰飞烟灭。当与黄澄量相遇，那些书就有救了。他的双手，就是它们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