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昉

　　２月４日宁波日报“理论前沿”周刊“新知·观点集粹”栏目介绍，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既要研究一般经济规律，更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有规律。同期的一篇署名文章也指出：当我们说某一理论是“中国特色”的时候，这还只是思维的第一步，这种特色要具有世界意义，要有扩散能力，创造中国本土概念，别人研究和追溯文献的时候，原创权在中国。笔者非常赞同这些观点。

　　政治经济学关系着我们党的纲领和人民的利益，关系着每一个人的信念和感情。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成为一门显学。早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小平同志就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这是小平同志对重写政治经济学的期待。去年，习近平出席Ｇ２０和ＡＰＥＣ峰会，在多次讲话中把脉世界经济，贡献中国良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具有强劲的内生动力，在国际经济版图中、在全球经济话语权的分配中日益强大起来。西方则爆发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危机发生已经７年多，恢复仍然缓慢，增长仍然脆弱。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现在学界有种风气，就是什么概念都要追溯到西方，充斥着外来概念，经济学的主要框架和主要工具是舶来品。有些学者总是妄自菲薄，思路跟着西方经济学走，认为在基本理论的层次上，不会有什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我国的经济学者也难以和国际同行对话。笔者曾在中央党校培训，一些老师只讲西方经济学。许多地方组织干部培训时，采用的也是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一些大学经济学老师反映，新版的政治经济学课本，许多还是修修补补的产物，致使老师讲不过学生，老师一下课就跑，不敢面对学生的提问。

　　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北京的事，也不只是少数专家、学者的事。我由此想到，阿拉宁波凭海临风，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许多新的经济现象、许多经济新常态首先出现在我们这里。来源于实际生活的生动案例，常常是深刻理论的先声。经济发展的宁波模式曾经介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之间，后来又呈现“三制归一”现象，这其中就蕴含着深刻的规律。宁波的港口经济区，既打“海洋牌”，又打“长江牌”，并且发展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宁波的区域竞争，敢于在平均值上以大胜小，在绝对值上以小超大。宁波不断培育经济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各种渠道使得增长冲动向外扩散，最终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笔者写下这些，虽没有多少理论成分，但也是一种描述。我们要把其中的“一般规律”和“特有规律”发现出来，经济现象纷纭复杂，而规律是稳定的，是反复再现的。

　　宁波的学界要关注、研究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宁波实践”。在宁波媒体上，应有更多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和经济评论。说到底，经济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所以心理学、环境学、社会学等也应介入，从更多角度来看待经济和发展问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学界的事，从事实际经济工作的同志、浙商、甬商也应该参与进来。有人称，浙商正在向“哲商”发展，我想，经济学做到一定程度，哲学必将出现。哲学的意义在于，任何事物的运动规律都逃不出它的范围，经济问题的讨论也必然向哲学方向提升。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属于全人类，但由于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尽相同，应该有不同流派。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的经济学互有参照价值。中国对经济科学也将做出为世界所推崇和应用的理论，而宁波应为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做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