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其军            

　　１５年前，我在余姚保庆路西侧住过一段时间。即便后来搬迁，仍无数次经过那一片区域。就在这个春天的某个凌晨，我翻阅明代大学士吕本的一些资料，发现他的宰辅第就在余姚的南城，以现在通用的门牌号标示，就在保庆路上。哦，原来我对保庆路并不“熟悉”，这么重要的建筑，我竟未曾留意观察。

　　宰辅第，最终被我找到了，在一个我原以为只是普通弄堂的口子里，竟然深藏着宰辅第的台门。尽管那台门历经数百年的风雨已然黯淡，但是只要凝神注目，依然可见隐约而难掩的卓然风华。我往弄堂深处走，看见一处文保单位标示石碑。这就确凿无疑了。我对照曾暂住的那处房屋，估算直线距离不过一二十米。但是，这一二十米，我居然走了１５年，我这是绕了多少路啊。人与人相遇，似有命定；人与建筑相遇，可能同样如此……

　　我之所以会留意吕本，不仅因他是余姚三大阁老之一，是余姚南城建造的主张者和实施者，更直接的契机是因读到吕本在袁炜离世后所写的一个纪念文章，对袁炜大有溢美之词和惋惜之情。此文《文荣公铭》，起句即：“公之生兮感亲梦吉兆奇祥黑龙，英敏颖异……”这让我觉得，吕本与袁炜的私人关系一定不错。吕本是明嘉靖十一年进士，而袁炜是嘉靖十七年探花，嘉靖四十年，袁炜入阁，吕本丁忧出阁。在“阁老”这样重要的岗位上，他俩相当于前后任。袁炜是写诗的，在当时是慈溪人，吕本精通音律，是余姚人，他俩对文艺都挺爱好，远在京城自可引为同乡。在忙碌公务之余，两人或许经常相约觥筹交错、唱和酬答，可能会用方言聊着平常不便开口的话题。

　　吕本丁忧回乡后，大概就住在宰辅第吧。嘉靖四十四年，当他听闻袁炜病故，心头估计是有一疼的。那篇纪念文章，可能就在宰辅第写成。如今，“宰辅”当然没住这里了，而是住着朴实而可爱的平民。刘禹锡《乌衣巷》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斗转星移时光飞逝，可移动的不仅是燕子，还有一群群人。宰辅离开了，布衣搬来了，所谓“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遗存终究是留给百姓的。我怀着敬意款步走在宰辅第，见各个门楣上钉着方方窄窄的蓝色门牌，可知已被分成家家户户。“吱嘎”一声，一个男人推着电瓶车出来，回头往屋里关照：“我去买菜，回来检查你的作业。”“吱嘎”又一扇门开了，一个女人拎着一只煤炉出来……我小心翼翼地拍摄着砖石粉墙黛瓦，生怕碍着谁的生活。

　　吕氏，在余姚是望族。吕本，官至大学士，吕本之后，又连续旺了几代。吕本之子吕兑，历任中书舍人、礼部精脱司主事；吕本之孙吕胤昌历任宣城司理、吏部主事和河南参议；到了曾孙吕天成，只是诸生，再无功名。但，从现代人的角度观照他们祖孙四代，除吕本之外，人们更能记住的就是吕天成。在知名度上，一个诸生未必输于大学士。这是为什么？因为吕天成是一个剧作家。他的文艺成就集前三代人的精华而卓然有名———吕本因喜欢音律而与徐渭有交往；吕兑也喜欢音律，其妻孙氏，也就是吕天成的祖母，来自慈溪孙家境，她的弟弟孙矿也熟谙戏曲，吕兑与孙矿郎舅间谈得最多的是艺术；吕胤昌也喜欢音律戏曲，与汤显祖曾有交往……

　　祖辈、父辈与朋友们的文艺探讨，为吕天成营造了一个精神“天堂”。而物质的“天堂”，大概就是宰辅第吧。祖辈、父辈的朋友来访，自然在宰辅第受到接待，在如此环境中，耳濡目染也能有所成，更何况，吕天成是一个十分刻苦的人，自然成为一时代之标杆。王骥德《曲律》评价吕天成：“勤之童年便有声律之嗜。”其著作《曲品》开创了古代戏曲批评先风，另有众多杂剧、传奇作品脍炙人口，他被认为是晚明剧坛的多产作家。

　　余姚吕氏构成的文化图景，烙印在宰辅第古旧的宅院。１５年前，当我午夜难眠，何曾想过近旁的一处建筑，在明中晚期的风云际会、在历史纸页的字里行间，是一种星象式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