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波

　　马先生因为一起合同纠纷案件一审败诉，向陕西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案件审理阶段，马先生向二审法官称“不改判就不活了！”并且还真当着法官的面服了药，目前马先生仍在昏迷之中（６月１３日《华商报》）。

　　一些动物身上有鲜艳的色彩和斑纹，用于向其他动物发出警告“我可是个惹不起的主儿”，生物学上称之为“警戒色”。这些年，执法、司法过程中发生冲突的极端案例不少，比如小贩捅死城管、司机殴打交警、当事人枪杀法官等。虽然是个案，有一定的偶发性，但并不是没有一定的成因与规律，那就是“违法的警戒色效应”在作怪。

　　客观地说，现在执法的文明程度虽然还有待提高，但与以往相比，已有了很大提升，而且执法者与被执法者之间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因此，每发生一起此类事件，公众难免唏嘘：“至于吗？”其实谁都清楚，为了摆个小摊点捅死人，不至于；为了一次违章暴力抗法被拘，不划算；为了一个合同纠纷搭上性命，不值得。既然得不偿失，因小失大，怎么会一次次发生呢？ 

　　现在一些人对于一线执法、司法人员有所误解，看到执法、司法过程中发生了冲突，就想当然地认为是执法机关在利用“权力”欺负公民的“权利”。事实上，“权力”与“权利”的冲突只是一个伪命题，社会中一个人自己无法完成某些公共事务，于是把权利让渡一部分给国家、企业或者组织，自己保留“剩余权利”，国家集大家的“权利”才形成“权力”，可以说“权力”只是“权利”的派生产物。

　　执法与司法的过程，其实就是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群体利益之间的博弈。法律上的“权利”与“权力”本身不存在冲突，甚至公民在多数情况下只有依靠“权力”才能保障“权利”落到实处。只有“权利”与“权力”滥用的时候才会存在冲突，“权力”与“权利”究竟是谁越过了“楚河汉界”，应该用法律的程序与规则来衡量。

　　但有时候，法律并不像道路中间的“双黄线”，而更像是一条“虚线”，特别是在民事纠纷领域，这给权利博弈留下了一定的进退空间。人们不但会“抱团取暖”，也会“抱团违法”，法不责众就是人们明知故犯的一种心理。为了争取更大的利益，有些人做出一些极端行为，并非是其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这样的行为可以产生“警戒色”，让自己受益，让群体受益。

　　执法与司法讲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其实就是一方面要维护法律规定的刚性，一方面也要维护各种社会关系在动态利益竞争中的平衡。应当注意的是，对于执法与司法的“社会效果”，一些人片面地认为，化解纠纷、让当事人息诉服判，不发生执法冲突就是效果好。如果发生当事人上访、自杀自伤等极端事件，就认定是执法人员“就案办案，生硬执法”的结果，甚至有人因此被追究责任。

　　趋利避害是动物的本能，一般动物碰上“警戒色”会退避三舍，不去招惹。一线执法、司法人员为了不让极端事件在自己身上发生，对于闹事的违法者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对于吵得凶的当事人，只好“好哭的孩子多喂奶”，无原则地纵容了违法行为的滋生，实际上也是在培养违法“警戒色”。

　　如果从个案的利益衡量来说，生命权当然大于财产权，一个合同纠纷说白了不就是钱的事儿，但人命可不同。那面对“不改判就不活了！”的威胁，法官是不是应当在这种“利益权衡”之下妥协改判呢？不行，不管你怎么威胁，法官仍得依法办事，不能突破法律。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便荡然无存，效仿者会越来越多，社会效果并不好。

　　对此事件，地方政府、法院应当继续做好对马先生的人道救援与说服教育，但不能因为当事人的过激行为而责难本案的二审承办法官，并且还要保障法官不受本起事故干扰，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该怎么审就怎么审，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不能让“不改判就不活了”成了违法行为的“警戒色”，让他人的合法权益、执法机关的正当执法、司法机关的公正司法对它避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