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涤明

　　近日，公安部举办全国公安机关规范执法视频演示培训会，就民警在执法实践中具体“应该怎么做”“不应该做什么”进行了直观演示，给全警上了一堂执法课。规范要求，民警执法时，面对群众围观拍摄，在拍摄不影响正常执法的情况下，民警要自觉接受监督，要习惯在“镜头”下执法，不得强行干涉群众拍摄（７月２７日《新京报》）。

　　只要不影响正常执法，群众拍录公开的执法活动不违法，民警抢被拍者手机则于法无据，从法律上说，这种问题早有定论；如果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公安部对“不应该做什么”进行直观演示，有必要。执法者抢手机违法，群众拍录不违法，终于有了权威说法。而群众拍录执法“妨碍公务”“违反《人民警察法》”等“地方说法”，则进一步被证伪。

　　人民警察应该习惯在镜头下执法，因为公开的执法活动一般不属于国家秘密，而群众拍录则是社会监督的一种，是宪法赋予公民的监督权利。一些执法者不习惯在镜头下执法，其实是不习惯被监督，而非公务被妨碍：他拍他的照，你执你的法，根本不存在谁“妨碍”谁的问题———对此，事实上任何执法者心里都清清楚楚。非要说“妨碍”，应该是妨碍到某些执法者的心情：被拍录既不舒服（有损自己的官威），又担心不良形象、违法言行被记录下来，没有安全感，实际上就是不自信。如果执法过程中没有违法违规言行，有什么好怕的。常言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执法者若言行规范，于法有据，就不应怕群众拍录，也不应担心执法过程被曝光。

　　不得强行干涉群众拍摄，从“不应该做什么”的角度上，问题讲清楚了，但各地公安机关和民警能否习惯在镜头下执法，可能不是一次演示能够解决的。不干涉群众拍摄必须形成规则。虽说群众“法无禁止皆可为”、执法者“法无授权不可为”是早已存在的法治原则，但执法者侵犯群众拍摄自由如果不被追究，“不得干涉”就可能是空谈。之前发生的执法者抢群众手机甚至殴打拍摄者的事件，多是有调查而无结果；即便有处理结果的，也都避谈“抢手机”是否违法。那么，对“不得强行干涉群众拍摄”仅有明确说法，显然是不够的。

　　其实，不只是公开的执法活动，任何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执法、办案以及其他公务行为，都要“习惯在镜头下”进行。比如群众到公安机关了解办案情况，到政府部门办事，应享有拍录的权利，这既利于群众监督，也便于当事人留存资料和证据，以便需要时举证维护个人合法权利。

　　如果执法行为经得起监督，就没理由惧怕围观者的镜头；围观者的拍摄就不是坏事，而是一种有力的约束，更是对文明执法的免费宣传。而这，恐怕不能只以“演示”手段给民警上课，只有明确媒体和群众的监督权利，明确公权者被监督的义务，并辅以严格监管，效果才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