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明近照 （图片由本人提供）

    陈光明，1947年5月出生，宁波人。1961年至1966年在宁波女中读初、高中。1969年12月插队到慈溪市三北镇新联村，1971年被推荐担任村小学及中学的民办教师。1977年参加高考，被浙师院宁波分校物理系录取读本科至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宁波四中教物理并任班主任工作。1987年调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先后担任班主任、教研室主任、学生处、教务处副处长、艺术系主任等职。2012年7月退休，副高级职称。

    退休后爱好旅游和摄影，在宁波市老年大学系统学习摄影，近几年摄影作品在全国、省、市获奖。

    陈光明

    一瞬间，离1977年恢复高考已过去整整40年。

    我经历了这一场难忘的高考，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从一名出身资本家、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下乡已婚女知青转变为高校教师、教育管理者。回望我参加这场高考的几件事，感慨万千……

    争议的高考作文

    1977年高考，是“文革”十年动乱后的首次高考，“老老少少”争相报名，结婚生子的人和在校高中生同场竞技，他们为了重新安排自己命运，进行了一场破釜沉舟的背水之战。

    由于考生太多，当时宁波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次进行。初试只考语文、数学两门。语文作文命题是《怀念》。因前一年祖国和人民痛失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伟人，当时多数考生的作文围绕对领袖的怀念之情展开。此时我想，一般人对伟人的怀念理性多，感性少。为使作文不落俗套，我写了一个身边人，一个关心影响我成长的邻居张雁，一位双目失明的一等残废军人。张雁伯伯十几岁参加革命，解放战争的一场战斗，他的头部、双眼及身上多处被弹片击中，日后伤病缠身，双目失明。转业后，张伯伯住在我们大院。他极平易近人，没有一丝功臣的架子，经常跟邻居嘘寒问暖。他不甘心失明的双眼，经常坐在写字台前，用双手触摸着凹凸不平的盲文，用心灵读书，堆成小山高的四卷盲文版毛主席著作被他孜孜不倦地读完。他还把我们院子里的学生组织起来，讲革命故事，讲战争经历，讲做人道理，安排我们为居委会的公共食堂义务劳动。当我家遭受“文革”冲击，“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子女的我处在被排斥、受冷漠、遭歧视、被审查时，只有他鼓励我“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他的言语行为温暖激励着我，于是我在班上第一个报名，主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下乡十年中，白天与贫下中农在地田里劳动，晚上与他们一起参加夜校学习。我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他们服务，在墙上书写大标语，为大队撰写通讯稿，为农民手写书信，得到大家的好评。两年后经大队党支部推荐，我当上了民办教师。下乡十年，我难得与他见面，自然更加怀念他。作文题《怀念》激起了我对张伯伯的无限思念，他老人家的形象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于是我用拙笔情深意切地记下了我对他发自内心的思念。事后听说，我的作文引起阅卷老师颇为激烈的争议。当时“文革”的思维甚深，部分老师认为《怀念》只能写伟人和故人，而我写的是健在人，作文离题；而大部分老师认为我的文章是有感而发，言之有物，身边的人也可怀念。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素材来源生活，写得真实生动，不落俗套，居然给了满分。

    最后我以高分的成绩通过初试进入复试。那场高考，给了我掌握命运的钥匙，也使我体验了高考的公正和公平。

    特殊的政治鉴定

    那年高考还带有浓郁的政审色彩，基层党支部对每一位考生的各方面表现都要写上鉴定。我是66届高中毕业下乡知青，文化基础扎实，只是“文革”及下乡期间，扔掉了课本，荒废了学业。经过一个多月的复习，知识点逐渐在脑海里苏醒。那年复试考语文、政治、数学、理化四门。复试后，再根据“老三届”（1966年、1967年、1968年初高中毕业生）、历届生、应届生划出不同的分数线，而“老三届”考生人数最多分数线也最高。我考试成绩较好列入分数线之内。公社把我们进入分数线的考生名单用大红报张贴在街上，引起大家高度关注。事后每位考生要填高考政审表（内有家庭出身、家庭成员、社会关系、个人表现等），还有整整一页是让党支部写鉴定。“文革”刚结束，极“左”的思想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我怕自己的“家庭出身”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影响我的录取，胆战心惊地把政审表送到大队支部书记手中，恳请书记给我写上客观的鉴定。他想了想说：“光明，你在生产队的表现很好。这份鉴定很重要，我文化水平低，写得不妥会影响你的录取。你可以请人代我写，写好后明天交给我在支委会上通一下。”老支书朴实信任的话让我感激万分。我想：这样重要的鉴定叫人代写，传出去可要前功尽弃，干脆回宁波想办法吧。那天已临近傍晚，去甬班车早已没有。决定命运的时刻，我开动脑筋，四处打听其他的交通工具，恰巧旁队有拖拉机凌晨1点将装瓦楞纸去甬，我托人说情，终于同意我搭拖拉机同行。那是12月底的冬夜，平时离走夜路都不敢的城市弱女子，晚11点不到，在没有路灯的漆黑夜晚，我借着微弱的手电光摸黑沿乡村小道斗胆走到邻队。我穿上厚棉衣，用自己织的长围巾把头、脖子紧紧包上，戴上大口罩，生满冻疮的两手缩在棉衣袖子里，坐在拖斗里装满高高瓦楞纸的上面，头顶星星，迎着刺骨的北风，一路颠簸朝宁波而去。拖拉机速度很慢，到宁波江北白沙天才蒙蒙发亮。甬城隆冬凌晨，街上行人稀少，我顾不上胆怯和害怕，急匆匆从江北步行一个多小时赶到城区的家中。一到家，立马把丈夫从睡梦中拖起，商量如何填写，找谁填写。最后我俩找到熟悉我的老师，参照我俩的想法把鉴定填妥，后我又立即乘班车回乡把鉴定表送到老支书手中。这份特殊环境下的特殊鉴定就这样仓促完成。

    至今每逢高考，我都会回忆起这份特殊的政治鉴定，对这位开明的老支书心怀感激！这位书记在我人生的重要节点，给了我公正的评价、真诚的信任和人格的尊严。

    关键的招生录取

    当时我已在农村做了七年民办教师，酷爱教师工作，又是宁波人，所以我第一志愿填了浙师院宁波分校（即后来的宁波师院，现在的宁波大学）。那时的录取工作全是人工进行的，每个高校都派出了招生工作组到杭州招生。那年录取办法是在确保政治素质和健康条件的前提下，按照学生的报考志愿根据成绩由高到低择优录取。由于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文革”的影响尚甚，所谓的“出身问题”，仍束缚着招生人员的思维，对考生“政治素质”把握含糊不清，难免会把“家庭出身不好”、政治上有“问题”考生拒之门外。

    “家庭出身”成了高考后横在我录取前的最后一道坎，等待录取的这段时间，我心存余悸，彷徨不安。所幸的是，政治文明之春风已开始吹拂中华大地，我遇到了好的时代，遇到了好的老师，我幸荣地迈进了高校的大门。在我毕业工作多年后，我偶遇我们的任课忻老师（后任宁波大学副校长），他说起了当时录取我的情景。那年忻老师作为招生工作人员参加录取工作，他们以1:1.5比例向招生办拿取考生档案。他看到我的高考成绩很好，本人表现也不错，立刻把我的档案取来，但档案袋很厚，记录着“家庭出身”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举棋不定，又不忍心把档案退回去，就向当时的招生组长宁波师院李副院长请示，李老师说：“你看着办吧！”这样默认的一句话使忻老师下决心录取了我，我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

    现在看来，高考录取要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挂钩，真是不可思议。但是在四十年前，“文革”刚结束，敢于录取像我这样“家庭出身”有问题的考生，还是有一定的政治风险，需要一番政治勇气的。我感恩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又遇到了两位正直、豁达的好老师。

    难忘的大学生涯

    1978年3月8日，浙师院宁波分校高考恢复后首届新生报到，大家从全省各地满怀喜悦来到学校。当时我们物理系分两个小班各40位同学，后又扩招了8位，共88位，年龄跨度从16岁到32岁。我们1班男同学36位，女同学8位。因我们读的是师范，大多数同学最初每月能享受国家发的助学金12至14元。

    当时的校园，遭受动乱之灾，条件简陋，百废待兴。记得我们女生的寝室还是农场宿舍临时改建的。我班有两位年龄最小来自杭州市区的漂亮MM，看到位于农村一排平房，只一幢两层楼大礼堂的校园，22个人合住一间铺着青石板、搭着11张白鸽笼的大平房集体寝室，大大出乎她们对大学的美好预想，直哭鼻子，吵着要回去。送她们来报到的家长既知道高考录取不易，又怕女儿受不了苦，也左右为难。各位老师一再解释这是暂时困难，很快会改善的。我们几个“老三届”大同学热情地帮这些小妹妹安顿寝室、整理用具，才使MM情绪平稳下来。大寝室里同学相互帮助，亲如姐妹。后几年我们的学校快速发展，日新月异，新教育楼、实验楼、学生寝室楼拔地而起，我们的寝室四年换了三次，一次比一次好。

    我班年龄最大的男同学杨某某，来自余姚农村，早已成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读小学一年级，我们戏称他父子同级。在农村的妻子，要支持丈夫上大学，又要照顾两个儿子，除白天干农活外，为养家糊口，晚上在家编三分钱一只的草包，常编织到深夜。杨同学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每天吃很少的菜，省下的助学金还要补贴家用，节假日回家也日夜编织草包。因营养不良又太劳累，他得了急性黄疸肝炎。班里同学得知消息，马上把他送到医院治疗（当时大学生享受公费医疗待遇），又召开班委会研究帮助他度过困难的办法，发动全班同学捐款。大家你一元我二元，自觉捐助一百四十多元，寄到他家中，使杨同学感激涕零。他病愈后，学校又特许他在学习之余为附近初中代课挣工资，用勤工俭学维持学业。当时学校能开先例，帮助生活有困难的学生寻找代课岗位，充分体现了学校对学生的关爱。

    最特别的是我，一个已婚三年的女青年在入学不久发现自己意外有孕（当年我丈夫与我同时考取大学，他在杭读书），我坐立不安，惊慌失措。为什么？这意味着苦苦奋斗才进入大学的我有可能被学校劝退，重回农村。纸终究包不了火，虽然这是婚后三年的第一胎，但为我的学业，自己的前途，我也作好流产的打算。当我将自己怀孕的事向系里做了汇报后，想不到慈祥的系主任洪老师听后略作思考说：“你结婚三年才有孕，说明你怀上孩子不易。如果现在流产，到毕业你已36岁，有可能一辈子怀不上，这样你要责怪学校的。还是先打报告请示上级吧。”他还叮嘱我：“暂时保密，不要和任何人讲。”为此，系里为我专门向省教育厅打了报告。隔了近一月，省厅开会专门讨论了我的问题并给予批复：因是已婚的女生，怀孕期间允许在校读书，直至生产。产后，允许休学一年继续学习。系主任把我怀孕的事和省里的批复告诉班主任及任课老师，于是我怀孕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下全校都知道了。女老师鼓励我坚持学习，处处安慰关照我，以她们的经验告诫我该注意的地方。女同学怕我挺着大肚子滑倒，争着帮我到开水房冲热水，帮我食堂排队买饭菜，抢大教室听课的座位。在这温暖的环境里，在小学弟学妹们关心和好奇的目光下，我度过了怀孕的不适期，和大家一起上课，坚持完成《高等数学》《普通物理》两门课程期中考试。直至离预产期只剩半月了，我的双脚肿到小腿，当时学校只一个医务室几位校医，老师恐怕我半夜生产出危险，便派一位女同学陪我，用学校领导坐的唯一一辆吉普车送我回宁波母亲家。隔了一周，我的女儿顺利出生，她成了校园之花。

    做产后第31天，我在家一边养孩子，一有空就靠在床上抓紧看书。为继续我的学业，我在原支农地找了一位奶妈，女儿托她抚养，自己马上回学校读书迎接期末考试。男同学拿出笔记本、作业本让我补习参考；老师为我补课，讲授课程重点内容；系里特许我先考《普通物理》《热力学》等三门课程，缓考《政治经济学》。经过老师同学无私帮助，自己近于自虐般奋发学习，我终于通过了这次请假近50天后的考试，跟上了班级，没有落伍没有休学。

    40年前的高考已经成为历史，但那场高考和招生所折射出来的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决心，透射出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的民众愿望是时代潮流，锐不可当。抚今追昔，我始终心存感激。我感恩祖国改革开放的春风，感恩在我人生道路上帮助我，提携我，给我公正、给我尊严的领导、师长、朋友和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