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楚生（1903—1975），浙江萧山人，号然犀、负翁等，室名然犀室、安处楼，近代海派著名书法家、画家、篆刻家。

来楚生书法作品。 （方向前供图）

    方向前            

    品评书画家作品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那就是个性、格调与传统。大凡在美术史上开宗立派、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书画家，其风格特点是十分鲜明的，作品无须署款，一眼就能认出作者是谁。来楚生是现代海派画家中极具个性风格的杰出艺术家。大画家、好友唐云先生对来楚生艺术作过如此评价：“来氏书画篆刻无不精妙。而于书篆隶、正草均熟中求生，刚健婀娜；平心憨辣，气势磅礴，不可名状，允推当代杰手；画从书法得来，清新横逸；刻则运刀如笔，饶可奇致，皆不涉前规，开生面者也。”

    认识来楚生，不妨从绘画、篆刻、书法三方面入手。

    来楚生绘画深受晚清大家吴昌硕的影响。来楚生的绘画成就主要在花鸟，偶作山水。他的花鸟继承了吴昌硕的传统，讲究笔墨功夫，同时吸收了八大及徐渭等人的营养，形成了自己的面目，其特点是熟中有生，简朴沉郁，以篆隶笔法入画，浑厚古拙，造型简略，色彩鲜艳，富有金石趣味及生活气息。来楚生平时喜作荷、蕉、蛙、鱼、猫、兔、鸟、鸭等题材，注重写生，善于提炼，惜墨如金。对于艺术的创新，他反复思考，从未停止过，他常说：“老走八大山人的路，不通；老走吴昌硕的路，也不通；总要走自己的路。”所以，来楚生最后形成了自己风格的阔笔写意花鸟画，形神俱畅，内涵丰富，他和潘天寿被誉为“继吴昌硕、齐白石之后，花鸟画坛的两支大手笔”。

    来楚生是一位书、画、印三绝的大家。他自谓：“金石第一，书法第二，绘画第三。”这个排名也属情理之中。1956年，北京和上海成立了两家画院，即北京中国画院和上海中国画院，两画院几乎囊括了南北重量级书画篆刻家，但是画院名额十分有限，重点吸收著名画家，篆刻和书法各有三个名额，来楚生与陈巨来、叶露园三人当时是以篆刻家的身份入上海中国画院的。

    来楚生治印，源出吴让之，又宗秦汉印，师吴昌硕，但自出新意，重笔法、立写意，刀刀见笔，字字稳重，有“繁中不累，简中得势”之奇意。评论家李仲芳先生认为：“二十世纪的篆刻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排名，吴昌硕、黄牧甫、来楚生、齐白石……而肖形印，不说二十世纪，就是整部刻印史，也不用排名，第一名无可置疑，来楚生。”

    肖形印是印面只有图像、没有文字的一种玺印。其起源可上溯商周时期，有铜、玉、石和陶质，它可分为人物、飞禽、走兽、虫鱼及其他五类。来楚生是近代肖形印复兴的关键人物。对于自己的肖形印，他曾告诉别人：“我的肖形印与别人是有些不同，要说经验，我只有两条，一曰向汉砖学习，二曰概括。”因此，观来楚生肖形印，具汉画砖石的古拙质朴的气息，雄劲苍古的气韵，经其简练概括，把肖形印这门篆刻奇葩提高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有评论家称其肖形印“在近代印坛上绝无仅有，在中国篆刻史上也属冠绝古今，无出其右”。

    来楚生的书法也极具个性。曾听别人讲过“书法是中国画的爹”，也常有人说“书画同源”，陈子庄讲得更彻底：“书法不好，画就不要看了。”可见，书法是一切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来楚生先生的画与印，有如此成就，得益于其高超的书法艺术。

    来楚生书法，篆、隶、正、行、草物体俱全，而写得最多且成就最高的是隶书和行草书。其隶书取法《张迁》《石门》《曹全》等汉碑，中年后研习金农隶书并掺入篆意，后来又吸收了明清诸家的营养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隶书笔墨语言，如从郑谷口隶书中探索以草入隶的堂奥，从黄道周处获得书法的奇峭方劲，从汉代竹木简中汲取隶书的洒脱与变化，他还通过对篆刻的研习借鉴到许多互相融通的艺术法则，使其隶书更加高古、厚重、朴质并富具金石味、书卷气。值得一提的是，来楚生的隶书在取法立场上，与一般书家有所不同。二十世纪上半叶，在碑学书法大行其道之时，不少书家以碑学的视角表现隶书的法度与风规，而来楚生不但从碑中汲取隶书的笔墨技法，还从帖学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韵致，既入之碑意，又出之帖味，碑帖相济，注重隶书的气息畅达和线条的润美，有别于汉隶，又不同于明清各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来隶”。

    来楚生的行草书，较多地得益于黄道周、倪元璐等明清诸家，但他在取法上并没有局限于一二家，而是上及二王、颜米，直至秦篆汉隶。所以从他的行草书中，我们看得到各家的影子，又有别于历代各家。来楚生的行草与其隶书一样，糅合与浓缩了碑与帖的韵味与法度，其可贵之处是博取传统而不被传统所困，形成了醇厚、质朴、圆畅、流美的书风，成为近代书坛杰出的代表之一。

    来楚生曾为自己刻过一方印曰：“闷胡庐主”，因为其不善交际，也不会宣传和经营自己，而且性格耿直，低调默口，再加上他的艺术风格拙朴浑厚，与当时市场所崇尚的秀美灵动的审美趣味格格不入，在当时，来楚生的字画篆刻市场行情并不好。来楚生入画院后有了微薄的工资收入，但生活还是过得比较清苦。

    在如今蒸蒸日上的艺术市场中，来楚生的艺术价值还未被充分认识和发掘。自然，来楚生的艺术也有局限性，其一生绘画作品以小品为主（其笔墨特点也适宜作小品），很少见其大幅作品，某个程度上，“以尺论价”影响了其作品在市场上的价值表现，甚至制约了“炒作”的动力。另外，其绘画大多以花鸟画为主，很少有山水、人物画，也几乎未曾见其有工笔绘画作品。这些局限制约了来楚生作品的市场表现，在近现代书画家中，只能名列二三线板块。从近几年的市场看，来楚生作品没有重量级的精品出现，且尺幅较小，影响了他作品价值的上扬空间，如2012年西泠拍卖，来楚生《诸体书毛主席诗词》二十二册页，估价20—30万元，最后以28.75万元成交。2014年西泠拍卖花鸟画《眉寿图》，94.5×43cm，估价4—6万元，14.95万元收槌。2016年嘉德拍卖，来楚生1972年作成扇《双鱼·篆书》，估价8—12万元，以14.95万元成交，此扇出版于《来楚生法书集》（1984年版）及《荣宝斋画谱（108）》（1995年版）。同年，嘉德拍卖1971年作，隶书五言对联“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72×11.5c m ×2，估价12—22万元，最后落槌18.4万元。尽管这样，来楚生作品的仍有很大的市场上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