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洲奕           

    一听到“考古”，人们脑中浮现的必是“辛苦”“艰涩”之类的形容词。6月拿到高考成绩单的学子，鲜有人愿意填下考古学等志愿。我们不必苛求有许多人去从事考古，却也希望有那么个人可以来跟我们讲讲考古的故事，不像《盗墓笔记》惊悚曲折，不像《鬼吹灯》魔幻瘆人，只是娓娓道来——幸运的是，郑嘉励先生的《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问世了。

    《考古四记》以随笔的形式记录了过去20余年间作者在浙江省内考古的部分经历、见闻及工作心得。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寻墓记》，记述了对宋元时期一些古墓葬的研究及发现，客观地还原了第一线的墓葬发掘现场，读完让人顿悟“原来考古是这样的”；第二部分《行路记》，以考古工作为线索，展现了永嘉等地的特色风物和世事变迁，有游记散文的舒缓悠扬，也有田野调查笔记的理性思考；第三部分《品物记》，展现器物之绝美，述说背后的匠心故事；第四部分《怀人记》，以淡笔写浓情，追忆那一个个无法忘怀之人。这是一位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心路历程和发现之旅，读来既有白胡子老爷爷的知识积淀，又有年轻研究者的俏皮活泼，实在是令人喜爱。

    “寻墓啊寻墓，寻得一座古墓。”考古人常开玩笑地说，“上班就像上坟”，嬉笑之余不禁令人佩服。考古人日日围着坟墓转，思考的绝非鬼神之事，而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纲常，才子佳人的前世今生。古代帝王之墓，动辄占地百亩，为的是彰显在世时的功德。而到了宋元时期，贵如皇亲仅用可周身的小盒子。时至今日，骨灰盒更小。作者不禁思考，盒子越小，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越高吗？此番疑问的答案不得而知，而阅读时的思考，无疑有利于导入发散型思维。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李白千年前发出了此疑问，而郑嘉励先生在行路艰难之上更多了一份随性和从容。1934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外出调查时经过武义县的樊岭，梁思成趁工作之便顺带考察了此地的建筑，说“就地取材的农村建筑也使人不得不承认建筑总是渗透着民族精神。”数十年后作者也来到此地，当年那“渗透着民族精神”的建筑依旧在，可“樊岭”却已改为“凡岭”。是樊岭多年后趋于平凡吗？是因为“樊”字过于繁复吗？乡土文化中散发着情致与温暖的那部分，因为不知所以的原因流失了。也只有作者在用脚步丈量漫漫长路时，才会用心去感受泥土的芬芳。

    “品物啊品物，你身上的铜锈到底诉说着怎样的故事？”作者笔下的窖藏镂空钥匙，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那是战火裹挟的时代，仓皇之中人们将无法带走的财富埋入地下，幻想着有一天重返故土，重拾爱物。可惜他们再也没有回来。百年之后的我们，幸运地发现了宝藏，被那绚丽的光芒所震撼。时代车轮滚滚向前，不妨品品那些静止的文物，上面的每一处斑驳仿佛在告诉人们前进的方向。

    “怀人啊怀人，遇到你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总有那么一些人，仅仅一面之缘，此生便难以忘记。飞云江旁，泊一条小木船，坐一位老人。清晨，老人将船停靠，那儿便成了渡口。日复一日，老人守在江边，渡着来来往往的过客。每每见到客人，他便起身、微笑、挥动双手，那笑是那么温暖。他是一位聋哑人，但有着会说话的笑容。后来小山村被水淹没，这里再也不需要一位摆渡人，再也不需要一条小木船了。作者说，他总会忘记匆匆掉头就走的人，却至今铭记老人的容颜。

    读完这书，再想起“考古”时，我脑中浮现的是“温暖”“幸福”之类的形容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