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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7月10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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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精神的故乡

——读叶清河中篇小说《农耕记忆馆》

    虞燕           

    叶清河的很多小说执着于回望乡土中不断消逝的人和物,书写乡村人在坚守和游离之间的迷茫、疼痛及和解。他最近发表于《作品》杂志上的中篇小说《农耕记忆馆》亦不例外。

    小说以哑仔把“我”拽到一间摆满了犁、耙、锄头、箩筐等农具的旧屋开场,那些农具是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搜罗的,这间旧屋后来就被作者命名为“农耕记忆馆”。贯穿整部小说的有三条线:一是暑假里“我”从城市返回农村与哑仔的相处;二是关于家庭和亲人的回忆,尤其是对父亲的追忆,其中多处出现了对农耕、农具的深情书写;三是在城市里“我”与丁时辉的交往,以及“我”跟他各自的命运。小说的内核聚焦于四个层面:个体的命运——特别是父亲、“我”、丁时辉、哑仔几个人的命运发展;家庭的变故——通过描写父母境况及兄弟姐妹的成长、归宿,来凸显整个村庄的走向;时代的变革——乡村的衰败与城市的发展,农耕与商业的碰撞、交融,人们在其中的选择和挣扎,反映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变迁;对农耕文明的思考——借由主人公思考农耕文明的过去及未来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农耕记忆馆》是一部偏温情的小说,叙事方式舒适平稳,情节设置上没有悬念,也不曲折,像在冬日里晒着大太阳,有故人在边上娓娓诉说一样。听的过程中,你的情绪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却冷不防被什么蜇了一下,那可能是一种在大趋势面前无能为力的隐约的忧伤。

    农耕时代终将远去,满屋的农具器物只能作为承载记忆的情感链接。如果这部小说只停留在为乡村消失而悲歌的话,那无疑普通了些,所以作者把更能引起共鸣的更深层的元素加了进去,那就是新城市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顿。作为被时代变革的大潮裹挟着涌进城市的乡村人,他们在社会巨变的夹缝里不断妥协、不断挣扎,即便像“我”和丁时辉这样已经在城市过着相对体面生活的农村人,也无法逃脱融合带来的惶恐和疏离感。原生家庭的印记、身体里的某些暗码会不断提醒:你不属于这里。城市的异化和膨胀,让背井离乡者时时有陌生感,身体和精神常常相悖,而记忆里的故乡正以无可抵抗之势消逝,精神已没有可以回归之所。

    小说中的“我”和丁时辉代表着现实社会中随处可见的两类人:“我”过得不甘心却缩手缩脚、患得患失;而丁时辉是那种为了主宰自己的命运大刀阔斧向前冲的人,他开网吧、开超市、开健身房、炒地皮……他竭尽全力,只想摆脱父辈施加在他身上的影响,还想在城市中建立自己的领地,成为掌握资源制定规则的那一类人,最后却一败涂地。这个人物颇有悲壮的英雄主义气息。这一切也对“我”产生巨大的震动,“我”更坚定地认为,不能再放任自己迷茫下去,应该重新拿起笔,为“我”所在的这个阶层发出属于“我们”的声音……可以说,是丁时辉加速了“我”的回归。

    “我”跟丁时辉以各自的方式寻找着精神的故乡,这种寻找的过程既悲怆又激昂,读来令人动容。

    另外一个挺有意思的人物设置是哑仔,他来路不明,不会说话、不识字,连名字都没有。因为当年被父亲收留,与父亲一同吃住,一起干活,意外地成了“我”跟故去的父亲之间的“联络员”。最后,“我”给哑仔取名用的是父亲的名字,用意除了小说里提到的“让他守着农耕记忆馆,犹如父亲守在那里”,我想,还寄予了作者的一种希望,那就是,未来新农耕文明发展的可能性。哑仔的存在,让人看到了光亮。

    小说最后,“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建立农耕记忆馆,决定写一本关于农耕研究的书,因为“钩沉农耕文明,是对人类所来之路的尊重,它警示商业文明不是唯一的存在,农耕文明也可能是商业文明的一种修正、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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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