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涤明

    相比于西安奔驰女车主“坐引擎盖”维权，苏州天籁女车主陈瑾荣可谓是按照法律法规进行了“教科书式”维权。两年多来，为讨回上牌服务费、新车检测（PDI）费，她向消协、工商投诉。其间，查出了汽车销售公司收取372万余元“金融服务费”、577万余元上牌费等问题，又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追问不明消费的合法性以及监管缘何失察。到今天，其反映和追问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4月23日《中国青年报》）。

    反映诉求、解决问题要走正常途径，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提醒。但现实中，“正常途径”往往比较曲折，其他途径却有“曲径通幽”之效，这不禁令人心生怀疑。“坐引擎盖维权”不是所说的“正常途径”，按照法律法规做“教科书式维权”才是“正常途径”；然而，坐上引擎盖之后不到半个月，包括“金融服务费”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迅速得到解决，“教科书式维权”苦战了两年多，问题却依旧“悬而未决”——两相对比，示范效应不言而喻。

    最近又有报道说，江苏丹阳市一女车主效仿西安奔驰车主坐引擎盖上与4S店理论，却把引擎盖给压变形了，可能得先赔付4S店的损失。事实上，一种“维权创意”一旦变成常规动作，肯定会使人疲劳而出现边际递减效应。这种道理，维权车主们不会不明白，但仍去“坐引擎盖”，是不是认为，即便套路化的行为也要优于“教科书式”路径？

    一些车主这么选择，很大原因在于，中规中矩的汽车消费维权成本太高了：天籁女车主陈瑾荣为了在明显不合理也不合法的“金融服务费”与“上牌费”上讨个说法，在不同部门间奔走了两年多，投诉完了商家，又起诉政府部门……其劳神费心与付出的经济成本，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了的——这么打官司，工作和生活还能正常吗？

    正因为很多人难以承受这种维权成本，认为得不偿失，才对汽车销售领域中的各种潜规则、霸王条款选择了“合作”；也正因如此，一些汽车经销商才越来越“霸王”。比如到车管所花两三百元就能办好的车辆上牌，有的经销商就敢让你交两三千元的“上牌费”。而这么简单的问题，消费者却可能投诉无门，被相关部门“踢来踢去”……这样的监管生态下，“坐引擎盖”迅速解决问题的榜样，怎会不红？

    所谓“金融服务费”，西安市市场监管部门认定属于违规收费，责令退还；而发生在苏州的相同问题，相关部门还在为问题归谁管而争执不休。不难预料，媒体曝光后，“教科书式维权”事件或会进入快速解决通道。可如果问题总是要等媒体曝光后才解决，而不问为何这样，不问走“正常途径”为何不如“坐引擎盖”，那只能说明，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