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 戈            

    有人让我推荐育儿书，我曾提名范福潮先生的《书海泛舟记》和《父子大学》。这两本书的主题，都是父亲教儿子读书、作文。

    范老先生是民国走出来的老辈人物，无论教育内容还是方式俱偏古典，不过古典并不等于封闭，亦非粗暴。相反，读书人对知识的渴慕，以及峭峻的风骨与淡泊的心志，正是在古典教育的正大与厚重之中，薪火相传，弦歌不辍。所以这两本书，明线是读书、作文，暗线则是乱世之中两代读书人的安身立命，明暗之间，写满了生死不渝的父子之情。

    2018年初，范福潮把二书合一，更名为《一生能读几多书：我的私人阅读史》。书名原是《书海泛舟记》中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我对此文印象极深，因为作者帮我们算了一笔账，解我一大惑：现代人的寿命，照七十岁计算，自七岁开始读书，每天读五六十页，平均三四天读一本书，一年读一百本，六十年读六千本，这还不包括报纸、杂志、公文、课本等，如果有些书需要精读、重读、研究、摘抄，再打一个对折，那么一生能读三千本书，大体可称读书人。

    这也许是几乎所有读书人关心的话题：一个名副其实的读书人，一辈子要读多少书？与此相应，一些人喜欢制定读书计划或目标：本周要读多少书，本月要读多少书，今年要读多少书……对此我曾吐槽，这些人往往都是说说而已，刻薄一点讲，只有不读书或不爱读书的人，才喜欢这么“立flag（旗帜）”。真正的读书人，大多不屑为之，因为读书早已化作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两个细节，恰好从两个方向呈现了读书人的数量焦虑。

    有些人焦虑到了什么程度呢？每逢新书出版，我都要去“豆瓣”看看，多少人想读，哪些人在读，读后评价如何。好玩的是，曾有两次，新书尚未上架，已经有人点击“读过”，并打了三五颗星。我问责编，这位读者是不是“近水楼台先得书”，责编一头雾水，表示素不相识。后来才明白，有些人只读书名，抑或翻翻目录、前言或后记，便宣称“读过”一本书，所以他们每年能读一两千本，不用两年，即可达成我辈一生的读书量。这样的读书方式，除了自欺欺人，还有什么意思？对读书量的追逐疯狂到这一步，可能不是焦虑，而是谵妄。

    读大学那些年，我也曾疯狂追求读书量，曾立誓第一学期读遍学校图书馆的哲学书架，第二学期读遍法理学书架等。两个月后，渐渐意识到，这一计划一来难以实现，二来意义不大：纵使把那一架书，甚至整个图书馆的书都读完了，又如何呢？如果所获得的知识不能化为己用，如果最终书与人了不相涉——王闿运说曾国藩是读书人，张之洞是看书人，读书人能通经以致用，看书人则书是书，人是人，二者了不相涉——那么充其量不过成就了一个“两脚书橱”，书橱再大，终归还是书橱。

    这个道理，还可以用来诠释碎片化阅读、二手知识（知识付费）等之争。这些纷争的关节点，窃以为不在怎么获取知识，而在怎么消化、转化知识。打个比方，知识或信息，好比鸡鸭鱼肉、萝卜白菜等原材料，若不加以烹饪，难成美味佳肴，烹饪的过程，即知识消化、转化的过程——有人说，可以生吃，有人说，可以速食，这两种手段，偶尔为之则可，长期如此，不免有损健康。鉴于此，碎片化阅读的问题在于，原材料过于驳杂，不利于烹饪，只能烧成大杂烩；二手知识属于他人烹饪好的食物，于你则如原材料，还得烹饪一番，才能纳入肚皮，只是这般一再回锅，能剩几分味道呢。不难发现，知识或信息并非多多益善，消化、转化乃是更关键的环节，一味追求数量而缺乏消化、转化，其结局，说好听一点是复读机，难听一点则是回收站。

    回头再说读书量的焦虑。“一生能读几多书”的问题催人奋进，却也容易导入误区。我尝试换个问法：一生要读几多书。须知能力是一码事，需求则是另一码事。洞察到这二者的区别，应在2013年初，从市区搬到乡下，大批藏书都留置城里，我只挑选了两百本下乡。到乡下之后，发现还是带多了，真正需要的不过三五十本。由此开始思量，一生要读或者说要精读、重读的书，应不超过两百本，也许一百本足矣。那时还想明白一个道理，读书到了一定阶段，第一不该求快，而当求慢，正如思想到了一定阶段，不该求锐，而当求钝；第二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人到中年，也是如此。

    我们的问题还可以精确一点：一生该重读多少书。我常说，读书不是比数量，而是比质量，与其读十本烂书，不如读一本好书，与其把十本烂书读一遍，不如把一本好书读十遍。这番道理，如果由叔本华来表达，想必更具说服力：“阅读好书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不要读坏书。”“坏的东西无论如何少读也嫌太多，好的作品无论怎样多读也嫌太少。”其要义，即对于好书，当一读而再读。不用担心一本书经受不起我们的重读，真正的经典，如卡尔维诺所言，你每次重读，感觉都像初读一般，能带来新鲜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