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其洋 

    10月22日，《解放日报》的《思想周刊》，刊发了复旦大学教授周文的文章《缺中国样本，此项诺奖难有说服力》。中国样本，指中国消除贫困的实际经验和成效；此项诺奖，指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周教授说，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获奖者，研究贫困问题的样本主要是在非洲和印度。但从消除贫困的实际经验和成效来看，人类历史上最成功消除贫困的国家是中国。过去40多年，中国共减少8.5亿多贫困人口，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减贫实践的伟大成功，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经济学研究来说都是一座富矿。但令人遗憾的是，三位获奖者基本没有关于中国减贫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阐释。由于缺乏中国的样本，他们的理论既没有太大的说服力，也不能展示理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恐怕只能算作“隔空喊话”。

    我也有过疑问：若论消除贫困，全球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与中国相比，但能获诺奖的消除贫困理论，为啥不是由中国研究者做出的呢？不过，我的想法与周教授略有不同。理论来源于实践，但这实践未必是也不可能是全部实践。中国40多年的减贫实践堪称样本，值得好好研究、大书特书，但不能说，经济学者们如果不研究“中国样本”，就不能在理论上阐述“如何提高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理论研究，往往就是“隔空喊话”，否则，也就不会有“理论联系实际”之说了。

    同时，我们也没权力要求几位外国的研究者，在研究减贫问题时，一定要研究中国的减贫实践。我们可以说三位获奖者的理论不够完整和系统，缺乏说服力，但既无法怪罪他们，也无法怪罪诺奖评委会，要怪也只能怪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理论研究者早已研究总结出了一套“减贫理论”，而别人不识货，那我们也没啥好气馁的。我们当然不能以获不获诺奖论英雄，但中国的减贫实践是经济学研究的一座富矿，我们的理论研究者却没能从中挖出金子，就不能不说，“此项诺奖”让我们有点难堪了。

    中国立志于、也正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如果我们承认获诺奖的经济学理论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作用，那么，我们就应该问一问：中国有那么波澜壮阔、精彩生动的减贫实践，为啥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没有讲好、传播好“中国减贫故事”，让人家不能不知道、不能不重视、不能不研究呢？就算人家戴着“有色眼镜”而不肯研究我们的东西，为啥我们的理论研究者没能研究出可与诺奖争高下的“减贫理论”，让它走向世界，造福更多贫困人口呢？

    周教授在文末说，“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大的警示就是，中国的经济学界需要更积极地肩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总结好新中国70年伟大成就背后的经济学理论逻辑，更好地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要真正摆脱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与‘崇拜’，尽快形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能力。”

    经济学是实用之学。有伟大的中国实践，何以没能更好地用中国理论阐释？是研究者们受西方经济学的束缚太多，还是本就缺乏独立的思考和理论创新能力？是陷入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认知陷阱，还是只顾埋首书斋或者只是为“利来利往”忙碌，而无心了解研究社会变迁和民生苦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