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星            

    “知行”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在先秦时期就被哲学家们所关注。到宋朝有程朱提出“知先行后”的观点，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则在批判理学“知先行后”学说时提出了“行先知后”的主张，而王阳明不同意把知行割裂、分个先后的观点，提出了“知行合一”论。

    “知行合一”是为“正人心息邪说”而发。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本无高低优劣之分，评判其生命力的最重要标准在于是否契合时代之呼唤。王阳明在阐述“知行合一”观点时指出：“逮其后世，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礼，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吾为此惧，揭知行合一之说，订致知格物之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学。”他看到了当时社会问题之所在，认识到长此以往的巨大危害性，为扭转世风，革除时弊，改变以往“将知行截然分做两件”，无法做到真知、知行的现状，自觉地在理论上进行了反思与纠偏，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希望借此达到“正人心息邪说”的目的。

    “知行合一”是与生命打通的学问。为解决理论内化于心、外显于行的问题，前人将“知行”的视域仅仅停留在知识才能等身外之物上，采取对知行截然分离的立场，这显然是行不通的。王阳明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由此可见，王阳明将知行的探讨直接从知识层面转向精神层面，突出“心”之一念的极端重要性。他还说“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一论述，彻底将“知行”的内涵从形下之器中抽离出来，上升到形上之道，与天理和良知并列，与生命直接贯通。

    “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根与魂。王阳明出身于书香门第，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染，有着“人之初，性本善”的道德自觉，有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生命境界，这些植根于生命内在之中的“良知”，无时无刻不在鞭策着他要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然而，成贤成圣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内化于个体生命中的道德自觉也不会永葆纯粹而不被污染乃至被颠覆。为了让“良知”贯穿于个体生命的始终，王阳明晚年的时候认识到，如果无法给“知行合一”论找到必要的理论保障，就将导致这一观点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成为空中楼阁。如何为这一论点培根铸魂呢？他提出了“致良知”说，并且强调：“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什么是良知？良知究竟从何而来呢？孟子曾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乃人之本性，是与生俱来的。王阳明继承了这一观点，并以“四句教”就良知的展开做了详细区分，“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知行合一”的目的，就是要在良知的引领下，做“为善去恶”的功夫。

    为此，王阳明反复告诫弟子们，“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清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言外之意是，如果离开了致良知，“知行合一”将只是道德的说教，终究会因为缺乏实践而沦为空谈。

    （作者为市委党校副教授、市王阳明文化研究促进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