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萍是近年来宁波高产的微型小说作家之一。她的小说笔墨诗性，字字晶莹明亮；故事构思精致，富有乡土情趣；人物形象丰满，个性鲜明；情感抒发含蓄熨帖，不乏机智与雅趣。新作《十里红妆》的出版，标示着赵淑萍微型小说艺术独特风格的成熟与完善。

    读赵淑萍描绘的故事，总让我不由得想到戴敦邦教授画的《百多图》，这是一种以“贴着地面写”的姿态，为凡人凡事所作的生动画像。《十里红妆》共有60个故事，涉及的人物有老中医、弹花匠、戏剧演员、戏袍制作者、制茶人、理发师等，是一部充满旧日风味的芸芸众生的生活史。作者偶尔跳脱出来，走入大历史，写一些有意思的文人雅士，也多以俗世的视角来写，如《桃叶》中，以卖扇女写王献之。这些小人物多有一些生活历练出来的精湛技艺，但也不是冯骥才先生笔下的“俗世奇人”。小说挖掘俗世传奇，重点不是“奇艺”“奇事”，而是刻画我们旧日生活中那些惯常人物善良干净的灵魂。如小说集开篇《秋天的梨花》中的“父亲”，用“令从医的哥哥姐姐都咋舌”的砒霜把“她”从恶劣性疟疾的死亡边缘拉回来，“父亲”对“毒药猛剂善起沉疴”的深刻体会来自失败的教训。小说告诉我们一个常识：技艺进入化境，多是用心的结果。“奇”实也“不奇”。“父亲”将这些失败的教训写成了《误诊记》，临终前让孩子们出版。很难相信一个近乎“神医”的背后，竟然有这么多的“误诊”。“神医”的人设轰然崩塌之时，却在人伦上构建起一个更为完美的“父亲”形象。旧时宁波药行街中药铺、中医诊所林立，“父亲”的故事，让读者深味中医文化连绵不断的城市“传奇”。

    《十里红妆》中的很多故事完成着一个“圆”的结构，即从“平静”到“不平静”，再回归“平静”。切口小，中间丰，底部收缩，合得精致。比如《奶奶手里的鱼》，起因是“奶奶”切萝卜伤到手指，犯了血晕，昏睡在灶膛前的竹椅上。故事的切口极小，也非常简单。但事情急转直下，几起波折：疲惫回家的丈夫见此十分恼火，一阵口角之后，刚烈的“奶奶”跳入池塘寻短见，然而将一个缠着布条、受伤的手指伸出了水面。“爷爷”后悔不已，因为有手指的指示，一下子找到了“奶奶”。故事的结局，“爷爷”像当年接新娘一样，把“奶奶”救回了家。而“奶奶”将受伤的手指伸出水面，仅仅是尾声中“奶奶”解释的“会发炎、会烂”吗？“奶奶”手指上一条细如“鱼鳃”的疤痕，是作者揉开生活的细处，让我们回味亲情、理解人性温暖对于家庭的意义。小说需要打破“平静”，需要波澜骤起充满戏剧性的叙述，这也是小说灵气所在。

    圆，是一个充满东方精神、富有哲理色彩的特殊符号。小说结构的圆融，也传递着作者对生命本自圆满、人生需要“守一”的意识；延伸出去，还有对“天人合一”等传统生活价值观的追求。在《悔棋》中，姜伯伯是“我”仰慕的军人，但因一招悔棋，尽失其态。而“我”因不爽情绪的裹挟，把他与军军妈妈的事情告诉了妈妈，结果大家心目中神圣的英雄形象轰然倒塌。30年过去了，当歉意深深的“我”再回到故乡时，发现80多岁的姜伯伯早已冲破世俗的眼光，与军军妈妈走在一起，获得了幸福美满的爱情。而姜伯伯还有意约“我”下一盘棋，透露出“我”与姜伯伯时隔多年后和解的信息。在《梨花白》中，专给死者穿寿衣的“梨花白”，救了李三的性命，使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他”。尾声中，老年的“他”，头发也如梨花雪白，此时“他”最大的慨叹是“我给很多人穿了寿衣，谁又给我来穿呢？又有谁会像我这样把‘穿寿衣’当一回事呢？”小说把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生追求的“存在感”与“圆满感”表现得意韵深沉。

    赵淑萍恪守着民间文化的立场，写活了她所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小说浸润着对众生的理解与深挚绵长的人伦情怀。十里红妆、龙凤旗袍、松花金团等，无不是这个城市充满情味的风物。《十里红妆》充实了我们对故乡的记忆，反过来又成为书写宁波生活风俗的可靠的参照。如冯骥才所说：“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承，横向地展示着城市宽广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城市独有的个性。”当回忆完成时，灵魂与乡愁方得安顿。从这个意义上说，《十里红妆》为现代迷惘的人性找到了一条诗性的还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