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耿            

    在打造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城市过程中，深化探索进一步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加速构筑协同共治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推进治理技术创新，赋能宁波特质，搭建智能治理新平台

    新时代、新环境，社会治理必须倚重新一代科学技术，技术创新是协同共治的基础。尤其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特征的现代信息技术，正在用一双双“天眼”全天时、全天候、全方位地为社会治理提供客观数据，增强社会治理的精准应对能力。

    宁波作为全国首批5G商用城市，在数字化和技术创新领域位居全国第一方阵。一是城乡数字化、智慧化建设成效卓著。宁波现已拥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企业法人单位8429家、行政事业和非企业单位29家，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2075家，利用互联网开展业务的企业16429家，制造企业的工业化、信息化“两化融合”率达到97.05%，各项指标稳居全省第二位，说明在数字化时代，宁波已具备了技术创新的数字化环境。二是宁波科技创新力度不断加大，科技赋能绩效凸显。2019年，我市全年专利申请量7.0万件，专利授权4.7万件，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815家，成为全国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城市之一。该数据昭示出宁波在技术创新领域不断铸就新的辉煌，已经积聚了较为坚实的创新力，在国际高新技术创新舞台上，正在从“并跑”向“领跑”大步迈进。三是技术创新搭建了智能治理的新平台，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技术创新驱动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加速了市域社会治理数字化、智能化设施的建设步伐。

    一流的硬件设施，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智能治理平台。实现治理数据的采集、汇聚、挖掘和应用的即时化，及时化解一系列社会治理的“疑难杂症”，进一步提升治理效率，还需要加大支持力度，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一致推进治理技术的创新，提升数字创新领域赋能强度，用先进的智能化治理平台为协同共治提供坚实支撑。

    二、探索治理路径创新，增强浙江辨识度，开辟融合治理新模式

    路径是迈向目标的方向选择，是付诸实践的行动展示，路径创新必然是协同共治关注的重点。在市域社会治理过程中，涉及市、区县（市）、镇乡（街道）、村（社区）各级政府及基层组织，每天产生的消费矛盾、邻里纠纷、劳资争执、企业博弈、市场竞争，无不增加社会治理的难度。市域的交通、物流、游憩、医疗、生产、生活等领域错综复杂，更为社会治理添加了不确定事件。对此，必须大胆探索治理路径的创新，以方法、方式的创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路径创新，要有利于增强浙江辨识度，发挥浙江及宁波的既有优势。历史上，浙江成功打造了“枫桥经验”。当今，宁波的“81890”求助服务中心、“小微权力清单”、“村民说事”等特色平台也是亮点纷呈。展望未来，在社会治理中，如何做强“城市大脑”，已成为路径创新的重要内涵。

    资源要素既是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条件，也是市域社会治理工程有序推进和稳固提升的保障因素。推进资源要素的科学调配和合理流动，有效降低资源要素错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推进协同共治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推进协同共治、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宁波市情，路径的选择要坚持法治、民生、产业、文化和技术等五大维度。依靠法治，筑牢治城之根；托起民生，坚定立城之本；培育产业，拓展兴城之源；凝练文化，弘扬荣城之魂；聚焦技术，开启强城之门。要依靠宁波人的内敛和坚韧，创新探索法治呵护、民生驱动、产业强基、德治固本、技术引领的政府、社会、居民共同参与的融合治理新模式。

    三、加强治理机制创新，彰显中国气派，构筑协同发展新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面对诡谲多变的国际风云，虚实相通的互联网络，频繁多发的网络舆情，必须着力加强治理机制创新，为协同共治提供制度保障。

    一要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居民参与、技术支撑的市域协同治理体系，真正体现中国优势、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二要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结合的市域基层治理体系，发挥城乡居民积极投身社会治理的主观能动性、市场经济体制下依法治理的主导性、中华优秀文化承传熏陶下以德治理的正统性；三要建立和实施综合评价、有效激励和依规惩戒的监督管理体系，以评价导引促使城市治理能力提升和强化目标导向。协同共治发展体系的建立，不仅要重视实施起始的外化引导，强化全民参与的同化行为，更要倚重城市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化行动，同时创新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作者单位：宁波工程学院网络与信息化管理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