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秦润卿

秦润卿日记原稿（图片由作者提供）

    田永官  孙善根 

    秦润卿是近代宁波帮的代表人物之一，少年家贫，后经人介绍到上海谋生，从学徒起步，做到钱庄经理，其后更是身兼数职，担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多年，被称为“钱业巨子”。

    《秦润卿日记》原名“抹云楼日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日记起于1936年1月1日，止于1951年12月31日，历时16年，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中外关系等，成为了解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阅读《秦润卿日记》，可以感知这位“钱业巨子”的家国记忆。

    危难之思

    秦润卿虽是一介商人，但时刻关心国内外局势，日记中关于国内外事件的记载非常丰富，从日记中可以看到秦润卿对国家未来的思考。国内的“西安事变”“两广事变”“重庆谈判”“北平和谈”，国外的日本“二二六兵变”“欧战”“珍珠港事件”等，都有记载。其关于中日关系的记载与思考，凸显出一位宁波帮人士忧国忧民的情怀。

    秦润卿日记中有大量关于中日冲突和抗日战争的记载与思考。1935年日本在制造“华北事变”同时，在华北走私。鉴于日方咄咄逼人，秦润卿感叹“中国对外不战一次，难以立足。好得现在民气一致，或有否极之望”。1936年“绥远剿匪”战役，秦润卿日记中认为“此虽伪匪，后幕即中日关系，人民不能忽视，想国民热忱居多，必有闻风兴起矣”。在国难日深之际，秦润卿日记中时常提及要严格要求子女，请他们艰苦奋斗，以应对国难。对国人则希望“精诚团结，一致对外”。

    “七七事变”之后，秦润卿参与上海各界发起的救国捐和救国公债运动，多方奔走筹集钱物支援抗战，为抗战贡献力量。从“七七事变”至同年底，秦润卿日记关于抗战的记载几乎没有中断过。上海沦陷之后，秦润卿陆续辞去大部分职务，退居租界。处于日寇铁蹄之下，秦润卿不得不小心谨慎，与日方周旋，但日记中依然有关于中日双方军队的交战战况、日军对中国军民压迫等方面的记载。抗战胜利之际，他记录了人民欢欣鼓舞的情景与对民族未来的憧憬。

    钱业变迁

    钱业是秦润卿安身立命之道，日记中对财经方面的记载尤为详细。

    钱业风潮、币制改革是1935年中国财经方面十分重要的两个事件。1936年，日记中有许多关于钱业风潮和币制改革的记述。银行的发展，银钱业的“保人制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到1936年有人开始提出废除“保人制度”以保证金替代。从侧面说明近代中国金融制度特别是金融监管制度出现体制机制性的变革。值得一提的是，秦润卿日记中关于金融的思考对今天依然具有参考价值。

    1936年在中日两国一些城市设立了“中日贸易协会”，从秦润卿日记可知，该协会并非完全贸易组织，而是“当局为中日亲善计，暗令设立”，具有缓和中日关系用意。经济组织背后是深刻的政治背景。

    据日记记载，抗战时期，日占区物价飞涨，日军于1943年4月开始停用军票，“华中均用储钞”“人心又觉恐慌，物价、地产统统飞涨，势莫能遏”。到5月底，日军又打算统制金融，并于6月1日取消汇划票据。可知日军在经济方面面临严重困难，垂死挣扎，也再现了日占区中国人民生活之艰难。

    抗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以秦润卿为代表的上海工商界致力于经济复苏并满怀希望，但随着内战的爆发，通货膨胀，秦润卿日记中充满着对未来的担忧。日记对国统区经济状况有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月底、年底之际，秦润卿会对本月、本年经济状况做一些总结，为我们了解当时经济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如1946年12月31日，日记记载“今年胜利后结束之第一年，市面各货尚无大跌，尚属平顺。惟币制二百对一之后，生活指数依然不减，凡薪给者流无不痛苦，失业者流更属万分痛苦”；1947年10月30日，“本月生活指数，工人为四万九千一百倍，职员四万二千五百倍云”等。从1948年的日记更可知货币贬值、物价呈几何级数增长、人民生活困苦的惨状，国统区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抗活动在日记中也有体现。日记还暗含着秦润卿对国民党贪污腐败，巧取豪夺，不顾人民死活经济政策的批评。

    日记中也可见因内战导致经济动荡、财政不敷对宁波帮各项事业推进的不利影响。如秦润卿创办三十余年的普迪学校，到1947年就因经济问题运行困难，上海钱业公学、同乡会小学、四明公所、慈溪云华堂等教育、慈善组织也不例外。一方面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收入有限，另一方面货币贬值、物价高涨导致开支繁重。日记随处可见秦润卿为支持教育和慈善事业而汇款的记载，字里行间流露出深深的担忧。

    爱国爱乡

    爱国爱乡是宁波帮文化的重要内容。秦润卿虽然身处上海，但是对家乡事业极其关注，日记中有大量关于宁波故乡的记述。

    1936年陈谦夫等人筹备发起《慈溪日报》、慈溪县修志工作等，日记里都有十分珍贵的记载。对于创办《慈溪日报》，秦氏虽然感觉“慈溪一隅地，日报恐无材料，殊难出色”，依然“函复允赞助”。重修县志之际，秦润卿更是被推荐为修志馆副馆长，为筹集修志经费奔走，详细记载了战前慈溪修志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秦润卿时刻关心家乡宁波。“宁波日机轰炸车站，死伤数十人，致人心惶惑。镇海全行封港，甬轮离开须泊口外。”“宁波有投弹说，公路铁路又有破坏，人心不免又加恐慌。”1940年日军在宁波投放病毒，鼠疫暴发，秦润卿忧心忡忡，“甬地鼠疫甚厉，慈溪永明寺相近亦有延及，惟望早日消灭为幸”。类似记载可见多处。

    此外，日记中围绕宁波地区建设事业、教育事业发展，宁波民食问题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有关民生事项的记载尤其详细。1948年3月22日记有“慈溪每种工资均照谷价计算，谷每斤一百二十五万，以致生活奇高，居家为难，观大势尚非就此为止。”日记记载一方面是秦润卿爱国爱乡、关心桑梓的体现，另一方面也为我们了解近代宁波地方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宁波大学历史系；本文系宁波市民国文化研究基地课题（JD20MG-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