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翔

    桂林市君合音乐艺术培训学校负责人靳女士反映，学校于2014年10月经桂林市教育局盖章同意，将业务范围由“16岁—50岁成人音乐培训等”变更为“音乐培训”，可以招收中小学生。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桂林市教育局对君合学校年审检查均为合格。2018年3月，全国对校外教育进行整改，桂林市教育局对业务范围变更不予认可，连续将该校列入校外培训机构整改名单，学校无奈于2019年12月停办。靳女士起诉桂林市教育局，法院判决桂林市教育局败诉。桂林市教育局向学校道歉，但仅同意赔偿5323.2元（2月2日《南国早报》）。

    民办培训学校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到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对批准机关同样是有约束力的。由于当事人证据齐全，在上述案件中，桂林市教育局败诉。这当然体现了司法的进步。行政诉讼的被告是“官”，牵涉的关系复杂而敏感，“民告官”案件的胜诉率和执行率，因此是依法治国在地方层面是否得到有效落实的重要评判标尺。

    随着民众法治意识的提高，行政诉讼案件数量不断增多，“民告官”胜诉率却不高，前些年一直不超过10%。所谓“县法院审不了县政府”，“民告官”可能不被立案，立案了可能赢不了，就算赢了也难以执行——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堪称“民告官”案件旧常态。近年来，因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民告官”胜诉率已逐步提高到15%左右。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官民争议与纠纷，应该成为法治社会推崇的矛盾处理方式。只不过，桂林市教育局虽然在官司上“认输”，却仅仅同意赔偿该校停办时退还给学生的课时费5323.2元。理由是，“仅限于整改，既未吊销办学许可证，也未责令停业停产，影响极其有限”。“影响极其有限”六个字，简直令人寒心。堂堂行政机关，怎能如此理解自身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可能造成的影响？

    在行政机关看来，出尔反尔大概不过“任性”而已；对行政相对人来说，却不啻为一场灾难。连招生资格都被教育局公开否认，哪个家长还敢交钱报课呢？学校因此关门倒闭，岂能轻描淡写认为“影响极其有限”？“民告官”哪怕赢了，也像没赢一样，5000多元象征性赔偿，支付律师费都远远不够，正所谓“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民告官”不能赢了白赢，人民群众需要在每一个“民告官”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