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一早，接宁波大学毛婉莹老师信息，告吴福辉师在加拿大家中去世消息，久久无法相信。据说，福辉师前一日尚在与学生微信聊天，故去是因为突发性心脏疾病。不由感慨，“无常”方是人生唯一的常态。

    我与福辉师初见，应在2009年。那时我尚在大学一年级，知先生系北大中文系1978级研究生之一，为王瑶先生高足，是现代文学学术大家，在海派小说研究上成就尤著。此外，其与同门温儒敏、钱理群二先生合著之《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因为列入全国各大学中文系学生教材和研究生考试重要参考书，多次再版重印，为青年学生熟知。那次先生在我校人文学院报告厅讲座，提及自己的籍贯是宁波镇海，并说至今不但保留着好吃咸蟹泥螺的“海边人的食性”，还能说一两句宁波话。我那时乍离故土，从老先生口中听见乡音，惊喜之外，顿生亲切。

    2018年，镇海广泛联络和邀请海内外镇海籍文化艺术名家返乡，叙谈故土之思，也为镇海未来发展建言献策。我在文联工作，得与福辉师重逢。先生因患肠梗阻，做完手术不久，但短短三日中，不仅遍访招宝山、镇海中学、宁波帮博物馆等家乡名胜，并怀抱鲜花，在招宝山古城墙上怅然远望良久。后知此为先生父母海葬之地。先生白发临风、茕茕孑立的背影，至纯至孝之性情，令人难忘。

    福辉先生的祖居，位于“镇海东管乡河里头”，因为行政区划调整，该地目前已划入江北区。先生作为严谨笃实的学者，一面不厌其详地探访和考证其中演变，一面毫不保留他对“镇海”的眷恋与认同。2003年，他为自己几经波折终于认定的、“100岁仍健在的老屋”撰写长文，命名为《镇海老屋》。他虽出生在黄浦江畔，并在成年之后被时代洪流裹挟，辗转东北、北京，可是始终在回望和牵挂镇海。他曾说自己治文学史，“看到唐弢、刘以鬯等为镇海人就觉得亲切”，仿佛自己与他们多了一重连结。回乡参加座谈，他呼吁建立“镇海现代文学发展资料馆”，并说自己可以多年经营中国现代文学馆之经验，全力相助，其情殷殷，令人动容。又，福辉师公子声雷先生，生于辽宁、长于北京，然每逢要写籍贯，总是“不假思索填上宁波”，可见血脉乡情，传承有序。

    福辉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在海派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等领域，有开创、拓展的卓越贡献。然其以耄耋高龄面对青年后辈，不仅毫无架子，是谦和的君子、温厚的长者，更是教导提携、循循善诱的良师。记得我陪先生同游镇海，闲聊中谈起当年未能坚持继续深造，深以为憾。先生说：“有机会还是应当继续读书”，又说，“可惜我老了，不能带博士了”。返京前，先生特带我与宁波大学文学院诸前辈老师见面，并将携来之《石斋语痕二集》《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等著作数种，郑重题上某某存念、签字见赠。临别之际，又抚余肩恳告：“当再读书，争取做些研究工作。”先生至今不知，因余惫懒，连硕研考试都未参加，思之怎不愧恨交加！

    自与先生别后，常借微信联络。2019年，先生两赴加拿大探亲，本拟于次年开春回国，无奈受阻于疫情。我鲁莽浮躁，读书间隙，常以一鳞半爪、互不相关的问题烦扰先生。加拿大与中国有16小时时差，福辉师每信必回、回则必详，且每信末后常嘱“多联系吧”“再来信”等，亲如长辈。后来我试以一万字篇幅，介绍福辉先生的故乡情缘、生命经历与学术成果，先生不但认真审读，还将其中的资料性误笔一一摘出、订正。我又对先生提出，想“像您研究沙汀先生一样，来研究您”（先生是沙汀研究专家，曾用了两年时间收集考订资料、二十余次同沙汀本人访谈，遍访沙汀亲友、追随沙汀足迹，达到了“读过他所有作品，而且能说出他每一时期的穿着样貌”的成竹在胸的境地。他所撰写的《沙汀传》，是国内首部关于沙汀的详细评传）先生不但不以我冒昧，还鼓励说“你的文笔和理解分析力都不错”；见我罗列的资料不全，主动提出其他资料凡他有者，“将来都可以赠你”。

    吴福辉先生是情感丰富、敏锐又乐观的人，读其文字，还能感受其兼有北人的温良敦朴与南人的机趣黠慧。他也是一个天生的学者，在事业上永远保持着好奇心与探索力。2010年，他70岁时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实践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史书写方法，有学者评价其“无论在宏观把握还是微观研究上都可谓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先生所想的却是“这会是我的最后一部作品吗？”三年后，他以从文学广告角度切入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1928-1937）》交出答卷；又五年，《石斋语痕二集》付梓，在“语痕”序文中，他又提出了同样的自问。

    呜呼！我本相信一切艰困总为暂时，北京之约终可兑现；我本希望能借文字，得见先生更明亮的思想光芒；我本期待在先生指点引领下，走近先生的学术研究与生命故事、走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或几个角落，孰知一夕之间，天人永隔，一切都来不及了！

    斯人其萎，悲哉痛哉。愿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