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谟（1906-1927）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

    俞 跃 

    1926年毛泽东曾写下“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的宏愿（《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7页），于是有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这是作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在对湖南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做了实地考察后写就的。

    在对农民运动开展最为热烈的湖南进行调查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对江浙一带的农民运动做了全方位的考察。他通过对崇明、江阴、丹阳、无锡、青浦、泰兴、泰县、徐州、慈溪等地的实地深入调查，记述以上各县发生的农民运动具体事实，并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以“润之”署名发表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1926年11月）的文章。在这篇3000字左右文章中，毛泽东不认为富庶之地的江浙，没有开展农民运动的条件。相反，在他看来，江浙农民运动有其发生的必然性，更要注意吸取失败的教训。

    毛泽东所关注的发生在慈溪北部的农民闹荒暴动，首先是与当地长期以来的封建土地制度有关。比如慈溪北部的鹤鸣、观城等地，长期以来，近60%的农民所占土地和2%的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大致相同，而农民租地要向地主付出每亩15元至20元（相当于年收货量的1倍至2倍）的定金，还要交下一年每亩7元左右的预租，不管外在条件怎么变化，租金都不能少。

    1926年，慈北一带发生了历史罕见的严重水灾，从黄梅到白露，连发了四次大水。靠天吃饭的农民受到了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稻谷、棉花都没有收成，2000余名受灾的农民不仅受到地主的无情压榨，还有警察的无理压迫，积怨越来越深。当年9月，慈北农民到警察署报荒，本想申冤，却与警察发生了严重冲突。深受压迫的农民缴下警察的枪械，烧毁警察署房屋，还冲到地主劣绅家“吃大户”，发泄怨气，农民的闹荒暴动由此爆发。因县公署派大批军警下乡，抓捕了4位农民，暴动被镇压了下去。

    毛泽东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中，对农民表达同情之时，详细概述了暴动爆发原因。从主观上看，慈北农民有革命热情，受压迫的农民有起来斗争的强烈意愿。这就需要将农民革命的热情点燃、激发，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反抗。但如何点燃、激发农民的革命情绪，是党急需考虑的重大问题，也是开展革命的基础。从客观上看，天气不好、收成不佳、警察压迫、地主剥削等因素，激化了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主客观因素的叠加，使农民运动的爆发有了必然性。

    但毛泽东更关心早期农民运动失败的原因，他分析，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是，群众完全没有组织，又没有指导。虽然这是一次原始的暴动，但其失败的教训仍然需要吸取。农民没有组织起来，群众和相应的组织缺乏思想和组织上的指导，加上反动势力的镇压，多种因素使得早期的农民运动没能取得成功。

    事实上，慈溪北部农村激烈的阶级矛盾，早就为我党所关注。暴动前一个月（1926年8月），中共宁波地方执行委员会派组织委员王家谟（后为宁波地委书记、中共浙江代理省委书记）到福山阮家、沈师桥等慈北地区考察。在获悉慈北发生农民暴动后，中共宁波地委立即召开了非常会议，研究斗争方针和策略，王家谟赶往慈北指导斗争，但最终还是因为错失时机，没有找到农民领抽，导致了暴动失败。

    慈北闹荒暴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它为中共宁波地方组织领导开展群众运动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正如毛泽东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中提到，如果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党的正确方针、策略，没有农民群众的广泛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是不可能顺利开展的。

    早在1925年7月上旬，宁波鄞东邱隘一带两个村就成立了农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宁波地区最早的农会。除了农会组织的建立，党还必须要弄清指导思想等更为根本的问题。可以说，《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中的一些初步想法，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得到了更为集中与深刻的回答。比如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将农民组织在农会之下，一切权力归农会组织，要从政治上、经济上推翻乡村的封建统治，要建立起农村的革命武装等。

    这些思想不仅使毛泽东和党组织进一步认识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以及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也成为后来党领导农民斗争的指导思想。

    （作者为浙江万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