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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海报 |
车厘子 高中的时候,历史课本上有一张李大钊先生的照片,一同学说我长得像李先生——当时我完全没觉得这是件多么光荣的事,想来原因有二:一则浅薄的中学生只关心长相美丑,还不具备追比先贤的理想高度,二则当年对李大钊知之甚少,并不了解其伟大之处。直到今年电视剧《觉醒年代》空前热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细节被着重特写,我才第一次正式审视李大钊先生。青年演员张桐在剧中成功地塑造了“守常先生”,几乎成了男一号。这样的标杆一竖,无形中为后来的演员再演李大钊一角制造了难度。令人惊喜的是,上映于建党百年之际、以李大钊先生为主角的电影《革命者》横空出世,刷新了又一个高度。主演张颂文,是为观众所熟知的当代中年演员里“老戏骨”的代表。导演徐展雄,影坛“新青年”,慈溪中学毕业,于我既是同乡也是学长。 影片的结构,总体是用倒叙手法,开始时间点选在1927年4月26日,李大钊被执行绞刑前的38小时,此时李先生已身陷囹圄,一边是进步力量积极营救,一边是反动势力残酷迫害,中间不断插叙各个过往事件,现实与回忆不断交错,李大钊先生光辉的革命生涯,次第展现。 总的观影感受是该片节奏流畅、富有诗意,出乎意料的好!导演近乎把一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拍成了一部文艺片——这是一句真诚的赞美。影片叙事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娓娓道来。有些历史事件的处理,导演拍得举重若轻、颇见巧思,譬如李大钊迎接陈独秀出狱一幕,按照以往影视作品常见的表达,必定是结合史实,拍李大钊领着北大师生、百十号人站在监狱门口声势浩大地迎候陈独秀的场景。《革命者》却别出心裁,用一个短镜头,只拍李大钊独自一人负手背立等候,手里还捏着一枚掉落的银杏叶。陈独秀出现,李大钊转身笑迎,没有高呼口号、仿佛老友邂逅,诗化的画面,凸显了革命家的那份气定神闲、云淡风轻。电影更没有“神化”李大钊先生,而是将其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李先生在楼上听到军阀镇压学生的枪声也会吓得一个激灵,也会因得知自己获聘北大图书馆主任一职而激动得把聘书盖住脸大笑。张颂文的演技尤值得称道,他用一种“贴地”式的表演塑造李大钊先生。在影片的后部,军阀即将处决李大钊等一批革命人士,他们临刑前被带去剃发洗头,张颂文演的李大钊,还在同难友们互相调侃大声玩笑,引得狱警们惊慌失措,彰显出一份蔑视强暴、向死而生的革命豪情。 我是在三伏天里的一个中午,去观看了这部电影。看到开滦煤矿矿难、段祺瑞执政府镇压游行学生等情节,眼泪自然而然地流淌到我的脸上。回顾血泪交织的中国近现代史,我蓦地联想起百余年来被文学家记录过的几场电影放映: 一场记录在鲁迅先生写的《藤野先生》中:“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一场记录在白先勇老师写的《蓦然回首》中:“暑假,有一天在纽约,我在Little Carnegie Hall看到一个外国人摄辑的中国历史片,从慈禧驾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戡乱,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一时呈现眼前。南京屠杀、重庆轰炸,不再是历史名词,而是一具具中国人被蹂躏、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烧的肉体,横陈在那片给苦难的血泪灌溉得发了黑的中国土地上。我坐在电影院内黑暗的一角,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激动不能自已。走出外面,时报广场仍然车水马龙,红尘万丈,霓虹灯刺得人眼睛只发疼,我蹭蹬纽约街头,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 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祖国积贫积弱多灾多难的呐喊与彷徨,椎心泣血,地坼天崩。 《革命者》的片尾,演职人员表出来的同时,还设计了小框放映,演绎了一个充满童趣的桥段,背景音乐放的是童声合唱《国际歌》,家住宁波的慈溪籍童星韩昊霖出演少年李大钊,人小胆大地爬上火车开向远方,朝阳映照在他的脸上,童稚的笑容最终转化为张颂文饰演的成年李大钊的笑容而定格在银幕上,灿烂无比——这是怎样的一种电影美学? 我突然很想感谢徐导,因为他让我看到了中国电影理念的进步,主旋律题材影片可以不再只有苦大仇深式的宏大高亢叙事模式,也可以是轻盈的、细腻的、浪漫的、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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