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毅 

    慈溪旧时有很多盐场，产盐量之丰，冠绝浙江。始建于唐代的鸣鹤场，就是其中一座较大的盐场。而鸣鹤场背后的历史典故，则对后人颇有启迪。

    盐田广阔，与之相应，盐民也多。对这些盐民，当时政府出台的很多针对性政策，一开始，初衷都是好的。

    明代初期，朝廷给予盐民的条件十分优厚，既给卤地，又给草荡，并免除他们的一切杂役。还规定不允许地方豪强侵占盐民的卤地和草荡，一经发现，不但所占之地归还盐民，还将严法惩处。

    有了政策保障，虽然制盐之事辛苦异常，譬如常有人在煮盐时被烟熏瞎眼睛，做这项营生的人却有很多。行业整体繁荣，制度设计上就免不了一些“割韭菜”的办法出现。慢慢地，政策开始变更，盐民发现，干的活越来越多，到手的钱却越来越少。

    有了坐享其成的既得利益，自然不会轻易让干活的人退出。当时朝廷出台新规定，一旦盐民入了盐籍就终身不能改变，如果逃离的话，则会受到严厉的刑事处分。据《余姚六仓志》记载：“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总理盐政的鄢懋卿来姚履勘，将塘外海涂着居民刮泥、运溜、淋卤、配煎，勒派姓张人为张丁、姓李人为李丁，认办盐斤，日征半斤，夜征四两，按照明初拨荡成规，柳条分丁、续有添涨、子母相传、永为刮泥蒸卤之用。”

    农民向来是最能忍耐的，但凡还有一点希望，他们轻易不会反抗。然而劳作之累、腹中之饥、苛政之苦，让他们彻底没了活路。为了求得一线生机，鸣鹤场的盐民奋起暴动。消息传出后，震惊朝野。

    负责管理盐场的官吏自然不会说自己不好，他们报告称：“灶丁叛乱，海蛮四起，刁民迭出！”含沙射影地给暴动的盐民扣了一顶“谋逆”的帽子。于是，朝廷派刑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彭韶到鸣鹤场“剿办民乱”和“整理盐政”。

    彭韶向以“昌言正色，秉节无私”著称，他收到平乱的使命，却带着些许质疑，没有盲目行动，而是更偏向于实事求是，不偏听偏信。他通过实地走访，调查研究，深入农民当中，了解民生疾苦。

    看到“灶、仓半虚，犹有包摊之累；丁户将绝，尚多额外之征；工本克扣，而民不聊生；刑罚过严，而肌无完肤”，面对如此惨状，却“司无优恤之仁，吏多科害之扰”，彭韶最终认定所谓的“灶民叛乱”实为“官不恤民，驱民为盗”所致，便将实际情况和解决办法，写在奏折里，快马加鞭呈与皇帝阅览。

    因为彭韶的奏报，逻辑清晰、事实清楚、理由充分，还有合理的解决方案，皇帝马上批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皇帝其实并不知道事实真相，一来长期脱离群众，二来身边也缺少像彭韶这样的人。得到皇帝的准允后，彭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治盐业、革除流弊，行动之速，打击力度之大，堪称雷厉风行。

    第一步就是力排众议，针对百姓“痛点”，对症下药。比如出台抚恤灶民、多发工银、减轻刑罚、减免课税等政策，还拨款为盐民修灶建仓，规定外逃回籍者不予处罚，撤销灶民不得考功名的规定，严令非灶户者不得侵地，并撤换了一批民愤极大的官兵。

    但凡能够活得下去，谁愿意离乡背井地去当“流民”呢？找准了“痛点”，彭韶的政令一出，鸣鹤场的盐民暴动就平息了，逃亡的盐民纷纷回来，之前死气沉沉、濒临破产的盐场，又逐渐恢复了生气。

    盐民为了感谢彭韶，纷纷请愿，集资建了一个生祠——“彭惠安公祠”，立石刻碑，以念其德，遗迹至今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