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们合影

    胡仲光 

    20世纪60年代末，一度中断的征兵工作恢复了。

    1968年，才18虚岁的我和家兄，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背着绣有“为人民服务”五个红色毛体字的挎包，穿着令那个年代人们羡慕的草绿色军装，踏上了从军的征途。

    那天，余姚火车站红旗招展，人声鼎沸，站内站外挤满了人。人群中，大多是身穿绿军装的新兵和前来送行的亲属。突然，我发现一位手拿小红旗维持秩序的站务员很面熟，咦！这不是给我捡鞋子的解放军战士吗？

    那是前年的秋天，学校全面停课，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闲在家里，大人们生怕我们出门惹事，一个个被看管得严严实实。

    有一天，我们四个小伙伴背着大人偷偷地跑了出来，一口气跑到了15公里外的县城。在县委招待所安排好住宿后，有人提议，去火车站看看火车长什么样。因为我们老家离县城太远，平时根本没有机会进城，更不要说看到火车了。

    大家急匆匆地来到火车站。火车站到处是背着大包小包的人，进出的检票口，站着许多头戴红五星军帽、身着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我们小心翼翼地晃着手中的学生证，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挥着手就让我们进去了。不一会儿，镶嵌着红色五角星、两边喷射着白色烟雾、喘着粗气的火车头，拖着长长的绿色车皮缓缓开了进来。看到火车，我们的情绪也达到了高潮。

    “你们几个小同学，怎么还不上车？”一位解放军战士走过来。

    是啊，怎么不上车？上车。我们四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起。我们迅速涌向车厢门口，可在拥挤不堪的人群里，我们显得特别弱小和无助。这时候，有人向车厢窗口扔着行李，随后从窗口爬了进去。我们灵机一动，也跟着一个个从窗口爬了进去。

    “小同学，不要爬窗口，危险！”这位解放军战士跑了过来。

    在里面乘客的帮助下，我的大半个身子已经探进了车厢。然而慌乱之中，我那不争气的一只布鞋从脚上脱落了下来。“我的鞋，我的鞋！”我大声叫着。

    “我替你捡，以后可别爬窗了，这样很危险。”又是这位解放军战士。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他转过身去，招呼着大家排好队别拥挤，并搀扶着一位老人上车。

    杭州、上海、南京转了一大圈，我们回来了。可是，余姚火车站里没能再看到这位解放军战士……

    “你好！”我连忙跑了过去向他打招呼。

    “你是……”他瞪着双眼想不起我是谁。

    “我是前年爬车窗掉了鞋子、你帮我捡的那个小同学呀。”

    那站务员连连感慨，“时间过得真快，你们也要当兵去了。那次送走你们后不久，我就退伍了。”他接着说，“部队是个大学校，值得一去。”

    喘着粗气的火车头，拖着长长的绿色车皮，载着刚入伍的新兵缓缓启动了。

    我趴在车窗口，那位站务员摇着手中的小红旗向我们致意，隐隐约约传来，“小战友……好好干！”

    听人说，这一年在余姚征的兵有1600多人，长长的军用专列运送了好几趟。

    裹着肥大军装的新兵蛋子，到了部队什么都感到新鲜，但什么都不会，走路、吃饭、睡觉、整理内务，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我们全部被拉进新兵营，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立正、稍息”的队列训练和政治思想教育。单调乏味，又苦又累，这是大家不曾想到的。几天下来，有人受不了，就偷偷地溜了出去，当然回来等待着的是一顿批评。

    在新兵营里，大家最怕的莫过于晚间紧急集合。有天晚上，刚睡下迷迷糊糊中，紧急集合哨声响了，从未有过晚间训练经验的我，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弄得手足无措。慌乱之中，竟把上衣当成裤子，拼命地往脚上套。

    部队就像一所学校，每天学习、训练和娱乐安排得满满当当。那时，初中文化程度算得上知识分子，在大家的推荐下，我当起了文化教员，教战友们写家信。

    部队也像一个大家庭，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间房。一旦有人生了病，战友们就会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加面条”的病号饭。记得有一位安徽籍战士，家里遭遇洪水，房子被冲垮了。战友们把每个月仅有的六七元津贴中攒下的钱，捐给了这位战友。

    部队更像一个大熔炉，许多人在部队入了党，立了功，提了干。

    “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在部队的生活是短暂的，但是，部队给人的锻炼终身受用。有人说，好男儿不能没有当兵的经历。的确，凡当过兵的人都有共同的感受，部队里形成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影响着人的一生。

    战友们从部队回来已经多年，在地方上干得风生水起。有的政绩显著当了地方党政领导，有的艰苦创业当了企业家，有的虽说默默无闻，但活得亦很精彩。相距不远的战友们，会隔三岔五地聚在一起，说着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什么站岗时打瞌睡遭排长批啦，不去看电影偷喝老乡私藏的酒啦，早上起来发现画了“地图”不敢晒被褥等……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嬉闹，不厌其烦。

    “黄沙吹老了岁月，吹不老我的思念。”又是一年建军节，思念啊，那曾经生活战斗过的绿色军营，那些一起摸爬滚打的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