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海宁

    对于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关于建议政府出台政策鼓励早婚早育的提案》，国家卫健委官网日前公开了相关答复。答复中指出，相关法律中已经没有“鼓励公民晚婚晚育”的相关表述。当前，群众生育观念已总体转向少生优育（4月11日澎湃新闻）。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人口减少85万人，主要由于新出生人口减少。国家卫健委调查也显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在这种情况下，有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建议“出台政策鼓励早婚早育”，显然出于好意。

    从国家卫健委答复来看，没有出台政策鼓励早婚早育的意思。原因有二：一方面，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地方条例中，已删除晚婚晚育的条款，《民法典》中也没有“鼓励公民晚婚晚育”的相关表述。这意味着在法律层面已经为结婚、生育创造宽松环境。另一方面，如今群众的生育观念已总体转向少生优育。换言之，由于适龄人口的生育观念发生转向，即使出台政策鼓励早婚早育，也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当前需要解决的，是制约生育的主要因素。而我国已经通过相关支持配套措施化解生育养育方面的担忧。

    的确，如今群众生育观念已经转向。这种转向受多重因素影响，比如，由于适龄人群观念多元化，部分人产生了少生乃至“丁克”的想法。再如，一些人由于担心“养不起”“养不好”，进而认为少生为妙，将精力财力转向优育。这是适龄人群的自由选择。

    那么，群众生育观念已转向少生优育，意味着我们面临哪些新的现实命题呢？

    其一，“少生”是否影响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相关权威文件明确提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对于改善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等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少生”导致新出生人口持续减少、大幅减少，或影响人口均衡发展。

    其二，多少家庭能够真正做到“优育”？优育，是指新生婴儿得到良好的培养和教育。目前优育没有公认的统一标准，可能有人认为，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就是优育。但有钱人群、知识分子人群的优育标准，或与农民、农民工的标准不一样。如果部分家庭或受经济条件限制，或受生活环境影响，没有通过少生达到优育的目的，显然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要想做到优育，既需要家庭具备相应的支撑条件，也需要社会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部分家庭尚不具备优育条件。

    再看公共服务。国家层面通过出台配套支持政策和立法，很多地方通过延长生育假期、发放补助金等，在为优生优育创造更好条件。但一些地方受何种因素影响，对优生优育的支持力度不够，难免会影响部分家庭优育的效果。

    另外，“少生”能否画出“红线”，“优育”能否给出标准？如果“少生”有“红线”，就该启动更为有力的措施，确保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如果“优育”有标准，那么既能指导家庭培养和教育孩子，也能指导地方履行职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