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亚素

    每次去父母家，感觉就是去怀旧。也是，那儿有着太多“在或不在”的旧物，时常让我回味无穷。

    那天，我又在父母家转圈、巡视。

    藤椅、竹椅，方凳、小板凳，都在。咦，是不是少了一条长矮凳？是的，我记忆中是有那么一条可以坐两个大人或者三个小孩的长矮凳。

    我忍不住问阿爹。长矮凳呢？去哪儿了？

    阿爹眨巴着昏花的老眼，说，老早就没了，当柴烧掉了吧。

    阿姆则一脸沉思，说，我记得，长矮凳是被大块借走后就不见了的。

    大块是曾经住在村尾的大块叔，前年生病去了另一个世界。他的女儿便把大块叔的老伴接到城里去住了。

    总之，长矮凳是不见了的。我可以肯定，留在村里的几户人家，家里未必还有长矮凳。如果有，也多半躲在柴间的角落里，身上落满一层又一层的灰。

    可是，长矮凳曾经在生活中也唱过主角呀！

    20世纪80年代，它待在教室里。我读一、二年级时，就和同桌共用过一张长课桌，也共坐过一条长矮凳。我和同桌还挺有缘分，我俩都属高个子，一起坐在最后一桌。别的同学常常换同桌，就我俩一直没换。一开始，我们也有小摩擦，常为长矮凳与长课桌之间的距离问题闹矛盾。一个做作业时想要离课桌近一点，一个做作业时想要离课桌远一点，长矮凳便被我们挪过来挪过去。我的脾气还算好，争了几次便妥协了，随便同桌怎样挪动长矮凳，我只要写字时够得着课桌就行。

    有一回，同桌在上课时竟然睡着了。他不是趴在课桌上睡着的，而是坐着听课时睡着的，然后身子往后倒去。只听“扑通”一声，紧接着，他“啊”地大叫一声，我也“啊”地大叫一声，周边的几个同学也纷纷“啊、啊”地大叫。

    老师赶忙从讲台上走下来。同桌的脑袋流血了，我从书包里掏出一块花手帕递给老师，老师用手帕捂住他流血的后脑勺，带他去了医院。过了几天，同桌重新回来读书，递给我一块新的花手帕，说是他妈妈特地买的。从那一天起，长矮凳开始“听”我的指令了。直到三年级，我们拥有了单人课桌和单人椅子。我和同桌从此“分道扬镳”，竟再没同过桌。

    那时，长矮凳也待在摆酒席的地方。村子里经常有人摆酒席，有时是造房子，有时是结婚，有时是办丧事。一旦摆酒席，主人便会向村里其他人家借八仙桌、碗筷调羹，当然也会借长矮凳。一张八仙桌配四条长矮凳，坐得下八个客人。

    我们家造房子摆酒席时，也问村里人借过八仙桌、碗筷调羹和长矮凳。八仙桌，我搬不动。碗筷调羹，我容易打碎。但是一条长矮凳，我还是能扛起来走几步的。因此，每当说起我家造房子摆酒席那件事，我总不忘标榜自己也是出过力的。

    那时，长矮凳最集中的地方莫过于放露天电影的晒谷场。一场露天电影，吸引了好几个村子的人都来观看。长矮凳是要提早去放的，我们叫“抢位置”。最好的位置自然是放映员的身边，按现在的话说，那是VIP位置。只是，真应了一句“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我们家的长矮凳总是放得很靠后。

    记得小时候去看电影，父亲会让我站在长矮凳上。我站起来的高度和坐着的父亲一般高。长高一点后，再站在长矮凳上会挡住后面的观众，我就搂着父亲的脖子跪在他的膝盖上，看着看着，就躺倒在他的怀里睡着了。再长高一点，我喜欢跟着其他小孩跑到银幕后面看背面电影。长矮凳上便只坐着父亲和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