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最开心的莫过于村上放电影了。开始，没有固定场所，学校操场放，大队礼堂放，甚至三队、四队晒场也放。

    第一次看《小兵张嘎》就在学校操场，白色银幕挂在两树之间，我们席地而坐，地面有点潮，看完电影屁股湿漉漉的。《地道战》是在大队礼堂看的，那时还未上学。礼堂内黑黝黝一片，很嘈杂，香烟味浓，我们几个小孩被呛得直咳嗽。三队晒场看《铁道卫士》，因为看不懂，又没打仗场面，看到一半睡着了。当母亲叫醒我时，银幕上空空如也。自从五队仓库及其晒场建成后，放映场所便固定了下来，几乎成了唯一的露天电影院。

    五队晒场在村西，我家在村东，由东往西要经过一条老街。用罢晚餐，扛着长凳，兴冲冲赶到五队晒场，早已没了好的位置，于是只好在边角将就，心里想着下次一定要早点过来占个中心位置。

    电影每月一场。上午，公社放映队打电话到大队革委会，说晚上放电影。不用广播，不用张贴海报，放电影的消息仿佛长了翅膀，几个小时就传遍了村子的角角落落。于是，这家炒瓜子炒年糕片，那家呼朋唤友。夜幕四合，老街上人头攒动，男女老少，个个脸上荡漾着喜悦。离放映还有半个多小时，五队晒场早已乌泱泱一片，人声鼎沸。有大人呼小孩的，有小孩叫父母的，聊天声、叫喊声及小孩的哭闹声乱作一团，简直像一锅大杂粥。场地边有个小摊，摊主是一对夫妻，郑家人。一辆手拉车，车上挂着马灯，车内全是一尺来长的青皮甘蔗，整整齐齐摆放着，有五分的，二分的，也有一分的。虽说我们口袋里没有半毛钱，但不影响我们高昂的情绪，依旧蹦着跳着。直到银幕亮起，喇叭出了声，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正片前，先放短片，有时短片前还要加几张幻灯片。短片分两种，一种是科教片，宣传防火防盗知识；另一种是政治片，大多是毛主席接见外宾。我最初对外国人的认识，就是从他老人家接见中得来的。短片不长，十分钟就完。当银幕出现闪闪发光的带有“八一”字样的五角星，同时响起如雷贯耳的乐曲时，我的心开始狂跳，知道正片要开始了。

    那时，以样板戏为主，也有故事片，比如《英雄儿女》《地道战》及《地雷战》等。还有国外片，比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摘苹果的时候》《南江村的妇女》及《看不见的战线》等。每部片子基本是正义战胜邪恶，革命战胜反革命，最后大团圆，相当符合当时大人们及小孩子的心意。看完电影，轻轻松松，能安安稳稳地睡去。当然，也有例外。一次，看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影片讲述了一位女中学生参加抵抗外敌斗争直至牺牲的故事。片尾是那个女中学生与一位女战士一脸木然，一步步走向刑场，影片戛然而止。我彻夜未眠，革命怎么会没有成功呢？怎么也想不通。现在想来，悲剧往往具有更强的艺术感染力。

    那时，正值“文革”，片子很正规，但偶尔也有打“擦边球”的，比如电影中出现姑娘在河边洗澡，妇女给孩子喂奶等镜头。镜头一出，一片哗然，后生更是尖叫不已。遗憾的是，镜头中的洗澡姑娘或喂奶妇女总背对着我们。出于好奇，我与小伙伴曾去银幕反面观看过。上气不接下气，来到“反面”，早没了那个镜头，怪奔跑太慢。至今想及，哑然失笑。有时，电影放到一半，突然电灯亮了。广播里传来放映员的声音，说机器坏了。静静干等着，有时要等上一个钟头，简直没了耐心。偶尔，尿急，又处于人群之中，不易出去。于是，往下一蹲，就地解决。尿向低处流去，自成一潭。旁边的人没察觉，一脚踩去，尿水四溅，于是破口大骂。我自知理亏，依着母亲，红着脸，一声不响。

    每每晚上放了电影，第二天一早教室就会乐翻天，热闹如市。这里围五个，那里堆六个，个个在谈论电影中的人物，群情激昂。有时，为了一个人物或一个细节，争得面红耳赤，昔日好友似乎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偶尔，也去邻村看。约上几个同学，徒步几里或十几里。没有凳子，只能站着看，常常被一些油腔滑调的小后生挤来挤去，看电影仿佛在乘夜航船。散场后，我们夹在人群中，随人流慢慢行走着。向前望去，先散场的已逶迤到山脚下，一盏盏手电筒犹如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