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强

    阅读一本书，我习惯先看序言或后记，那是一个“世界”的“路标”，如果没有序言或后记，我似乎不知怎么走——怎么进入一本书的世界？将心比心，我也要给读者提供一个“路标”。《江南聊斋》第一部于2020年出版，当时该说的话已说过了。《过手》是江南笔记系列的第二部，我就以四个词为引子，且作四点说明，算是给读者提供阅读线索和背景吧。

    一是书名。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提出，小说发展趋势是“利用库存资源”，他还采集了一本《意大利童话》。将“童话”和小说对比阅读，可看出其小说中的童话元素，尤其是《祖先三部曲》。这个转化的过程，我称之为“过手”。编《江南聊斋》第二部文稿时，我拎出其中一篇《过手》作为书名，主要是因为这个书名在某种意义上能罩住或托起这本集子。

    所谓“过手”，就是以当代视角和时代精神，发现和提炼民间文学“库存资源”，过作家之手，转化为小说，注入其新意，强化其轻逸。中外有众多作家擅长“过手”，比如，阿根廷的博尔赫斯、日本的芥川龙之介、法国的图尔尼埃和尤瑟纳尔等。韩国作家郑宝拉的短篇小说集《诅咒兔》入围2022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诅咒兔》取自斯拉夫民间传说，郑宝拉将其移植到当下韩国的日常生活中，这就是“过手”——将过去的神话元素移植到当下的异国空间。中国有丰富的民间文学“库存资源”，被许多外国著名作家“利用”过。我自己也曾“利用”过日本、印度、伊朗的“库存资源”，我的《过手》亦是对蒲松龄《聊斋志异》、鲁迅《故事新编》、汪曾祺《聊斋新义》的致敬之作。

    二是方法。一本书像一片原野，一只鸟在泛着稻浪的田野上飞过，我视那只鸟为一个意象。编毕此书，恰应邀举办了一次小小说讲座，我选了书中的《凉亭》一文为例，即兴展开话题，关键词为“谱系、母题、时代精神”。小说均有谱系和母题，就是有“来路”，作家常常脱不开、跳不出。所谓谱系，即爱情、傻瓜、疯子、大海、森林、旅行等构成故事的有限的模式；所谓母题，有寻找、逃离、回家、报复、嫉妒、孤独等。有的作家终其一生，其作品只表现一个母题，坚持一个谱系，比如马尔克斯写“孤独”，罗门写“逃离”。那是作家灵魂的取向。

    写微型小说，“型”微小，但作家的心灵要“大”，这样才能以小见大。《凉亭》的谱系可归为“乌托邦小说”，乌托邦与中国的桃花源是异曲同工的。《凉亭》跳不出这种谱系，那个凉亭是中国式乌托邦的入口。《凉亭》描述了一个讲诚信又和谐的村庄，文中的蚕宝宝、小黄鸭，是生命的象征。如何体现时代精神？文中写到账单被暴雨销毁，虽然没了证据，但村民还是积极主动来付账。“当下缺失什么，文学就补什么”，这就是我要表达的时代精神。

    三是动因。我创作系列微型小说，习惯六七个系列交替并进，比如沙漠、上海青年、老兵、艾城、江南聊斋等系列交替并进。每个系列分类归档，写完一篇，就知道该归哪个系列。一旦人物出乎我的意料，做出其独特的“行动”——鲜活了。我就会赞赏人物，说：“你表现不错。”然后，在草稿右上角打个钩，如同老师批改作文。《江南聊斋》系列，我早就写了两部。第一部像“探路者”，出版后反响良好，获得了2018-2020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短篇小说类），还加持了一个第四届“扬辉小小说奖”。这么一来，我就有了动因，趁热打铁，将“冷藏”的第二部手稿打了出来（我习惯手写），计64篇。

    在生活上，我粗枝大叶，毛毛糙糙；在文学上，我是一个细节主义者。其实，故事都有谱系有模式，怎么写出新意，无非在于细节的运用。从操作层面而言，凭多年的写作经验，我归纳为：紧贴人物运行中的细节写。细节动，人物活。我仿佛追随着运行中的人物，不多做干预，只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把握每一篇作品、每一个人物的“焦点”——细节。《过手》中的许多篇文章，我和人物都保持着这样的关系：不掌控，不预设，让人物随意。写作的乐趣就在其中。细节运行到一定的程度，就自然而然地生成意象。雷蒙德·卡佛就十分讲究细节，他有一句话，我视为创作的座右铭：“作家用平常准确的语言描写平常的事物，赋予那些事物——一张椅子、一面窗帘、一把叉子、一块石头、一只耳环——以巨大甚至令人吃惊的力量。”

    四是素材。经历和阅读是我创作的素材资源。我把写作分为两类：一是从经历到创作，即经验型写作；二是从阅读到创作，即重述型写作。我在童年时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历险经历：那时我念小学五年级，与一个拥有“禁书”的上海青年交往。我们像谍战片中的地下工作者秘密接头，我借他的书，他让我找书。我的“情报”达不到他的要求，他就刺激我，说有一箱书藏在沙漠里。于是，我就绕过他，贸然进入沙漠寻找他声称的那一箱书，差一点“出不来”。幸亏，最后我以小男孩的本能，追随着一只狐狸走出了沙漠。

    沙漠里那一箱书是一个谎言，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多年后，我以长篇小说（《塔克拉玛干少年》）、短篇小说（《诱饵》）、微型小说的形式，重现了那一段经历。这属于经验型写作。

    过后，那个上海青年安慰我，给我看了藏在他床底下的“那一箱书”中的若干本，其中有中国民间故事，还有一本捷克民间传说集，我印象深刻。多年后，那些书成为“诱饵”，诱发了我对民间故事的兴趣。我搜集各地的民间故事集成，听老人讲“传说”，还涉猎各国的民间故事，于是，我自然地转入重述型写作。毕竟，经验写作有限，而阅读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