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东津话别图》（局部）

任伯年 《小浃江话别图》（局部）

    不久前，“笔无常法 雅丽丰繁——任伯年绘画作品展”在绍兴举行，全面展示了这位海派巨子无所不精的各个门类画作，同时，正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净妙庄严——中国佛教文化艺术邀请展”上，任伯年的佛教题材画作也在展出之列。一年多前，“天才纵横——任伯年作品专题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这些展览及由此展开的研讨，引发了业内对任伯年及海派绘画的关注。

    “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得到了近代意义的开发，逐渐崛起成为中国乃至远东重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新兴市民阶层对于艺术的特定审美需求，使得各地的画家蜂拥而至，在这个城市交流、创作，锐意求进，大胆革新，形成近代美术史上著名的“海上画派”（海派），任伯年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员。赴沪前，他的艺术生涯在宁波度过，从1865年至1868年这四年间，任伯年在甬上寻胜探幽、以画会友，夯实了扎实的功底。可以说，任伯年后来艺术风格和观念的确立，和他在宁波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而他留下的多件关于宁波的画作，则成为宁波文化史上的重要遗存。

    任伯年（1840-1895），名颐，初名润，字伯年，号小楼、次元。出生于绍兴府山阴航坞山下（今属杭州萧山区瓜沥镇），其父任鹤声（号淞云）是当地知名的民间肖像画艺人。天资聪慧的任伯年，10岁左右便学习父亲擅长的“写真术”，打下了人物画的造型基础。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太平军相继攻陷绍兴和杭州，任伯年一度参加太平军，成为军中的掌旗手。次年初离开。

    同治四年（1865年），为躲避战乱，任伯年来到相对安定的宁波，投靠居住在此的族叔任薰(1835-1893，与任熊、任颐并称“海派三任”），以卖画为生。当年秋后，客游镇海，在好友方樵舲家居住半年，“作画甚勤”。据方氏好友、曾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宁波人马衡回忆：“曩闻镇海方樵舲君言，伯年之初鬻画也，尝住镇海方樵舲家。樵舲之尊人（指父母）本好客，优礼之，伯年亦不言谢。半年后将辞去，谓为主人画像，伸纸泼墨，寥寥数笔，成背面形，见者皆谓神似。”

    在宁波城区，他也留下了几幅作品。其中《仿老莲人物仕女图》，上有题款“乙丑（1865）岁山阴任小楼写于甬江客次”，并钤“山阴任次远甫印信”朱文篆印。

    那段时间里，任伯年结识了甬上不少文人学士，如万个亭、陈朵峰、谢廉始等，众人琴歌酒赋，诗画唱和，建立了深厚感情。

    1866年春，任薰、任伯年叔侄与万个亭同赴镇海西南乡之芦江（今属北仑），作了一次深度游，历时数日。其间任薰带来一位好友——镇海籍名流姚燮的次子姚景夔（号小复）。任伯年与姚小复一见如故，“谈心数天，颇为合意”。姚小复遂邀任伯年至家中，即其父姚燮的大梅山馆。小住几日后，任伯年画《小浃江话别图》以作馈赠。山水画不是任伯年的“强项”，他在题款中坦率地表示，此图“仿唐小李将军（唐代青绿山水画家李昭道）法，然笔墨疏弱，谅不足当方家一笑也”。

    姚燮（1805-1865），字梅伯，号复庄、大梅山民，晚清著名文学家、画家，也是一位红学研究专家，素有“浙东杜甫”之称，为人洒脱放达，喜好结交文友。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秋，他曾邀请任伯年的族伯、“海上三任”之首任熊至家中。姚家“大梅山馆”位于今镇海区姚张村，当地人称“姚家大屋”，如今雕花石窗精美依旧。任熊在姚家住了一年多，留下了《大梅山馆诗意图》六册120幅、《铜雀春深》《宋元词句仕女》《梅花仕女图》等大量作品，涉及山水、人物、花鸟各门类。姚小复显然继承了其父广交天下文士的性格，他把任伯年请到家中，盛情款待。任伯年绘《小浃江话别图》以作回馈。小浃江，发源于鄞县（今鄞州）莫枝东钱湖与天童太白山麓，流经五乡碶、渡头董，进镇海（今北仑界）后流入东海，其主要河道在今小港境内。明《宁波府简要志》载，当时江上樯帆云集，江岸商贾互市。这件《小浃江话别图》，纸本设色，96厘米×21.7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与姚小复小别后不久，任伯年住进了大梅山馆，他在这里得以尽览任熊赠予姚燮的全部画作，悉心观摩学习，吸取任熊技法之精华。这段时间，他笔耕不辍，留下了《人物故实图》《蕉石图》《方樵舲之尊人像》《蕉阴抚琴图》《梅花仕女图》等画作。

    同治六年（1867年）春，他从镇海来到宁波城区，为好友叶金缄（号波香，慈溪人）画《灵石旅舍图》，该画后被纳入任伯年十余幅《风尘三侠》系列。任伯年向来擅长人物，故叶氏收到此画不胜欢喜，在画中题跋，赞其“用笔秀逸，设色古雅，不让老莲（明代人物画大家陈洪绶）……颊上添毫，诩诩（栩栩）欲活”。

    那一年里，任伯年除了正月曾赴杭州游历一次，其余时间基本上在镇海和宁波城区之间活动。二十八岁的他正值盛年，精力充沛，创作勤奋，其中有不少为文人画友间的应和之作，题材以人物和花鸟为主。如《范湖居士（秀水人周闲）四十八岁小像》《雪景寒雀图》《西施图》《梅妃图》等。

    同治七年（1868年）戊辰春二月，任伯年离开宁波，随任薰前往苏州。临行前，在城区东门三江口，即当时宁波通往上海、苏州的码头，与甬上好友万个亭、陈朵峰、谢廉始依依惜别，并作《东津话别图》（135.8厘米×34.1厘米，现藏中国美术馆）以为留念。他在画上自题：“客游甬上已阅四年，万丈个亭及朵峰诸君子，一见均如旧识。宵篝灯，雨戴笠，琴歌酒赋，探胜寻幽，相赏无虚日。江山之助，友生之乐，斯游洵不负矣。兹将随叔阜长（任薰字）橐笔游金阊（苏州）……抱江淹赋别之悲，触王粲登楼之思。爰写此图，以志星萍之感。”感情之真挚、浓厚，溢于言表，尽在画中。

    《东津话别图》，纸本，青绿设色，无论“经营位置”还是“传移模写”，都极为妥善、精准，山、水、树、桥占据了画面主体，人物却被放在点睛位置，打破了隋代以来传统山水画“丈山尺树寸马分人”的体例，从这一点上讲，《东津话别图》不仅在晚清绘画史上有一定地位，即便在整个中国美术史上，亦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根据任伯年的题记，此画作于同治七年花朝后十日（公历1868年3月18日）。画成后，经历后世多人递藏、品鉴及题跋。同治十一年（1872年，壬申年）三月，海派名家蒲华（1832-1911，字作英）在画中题诗：“名士论交总至诚，那堪当日动离情。龙池杨柳春风影，虎阜桃花夜雨声。翰墨奇勋传海岛，琴樽良会话江城。来迟空自生忻慕，展卷苍茫酒独倾。”1942年2月，近代画家吕万题诗并跋云：“开图何幸识先贤，似闻离声咽管弦。从此苏台明月上，应思曾照甬江边。”均表达了对任伯年与宁波文人之间珍贵友情的赞赏。

    1868年春离开宁波后，任伯年抵达苏州，跟从任薰畅游吴地山水，以卖画为生，在那里结识了松江（今上海）人胡公寿、鄞县人陈允升、苏州本地人沙馥、顾承等名流，并娶陆氏为妻，建立了小家庭。当年冬，赴上海，从此寓居沪上，和“三熊”（张熊、朱熊、任熊）以及任薰、任预、赵之谦、蒲作英、虚谷、吴昌硕等诸家，共同开创了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海上画派。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宁波的四年，相当于一个“本科”的锤炼，助力任伯年把自己的名字深深刻在了中国美术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