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东门“童涵春堂”旧址

方浜中路“协大祥”

    蔡体霓 文/摄

    十六铺，对宁波人来说是不陌生的。

    这一隔海相邻的俗地名，在沪甬两地称得上家喻户晓。十六铺，曾经不仅商铺鳞次栉比，还是沪上水陆交通枢纽，从前进出上海的客轮大多在十六铺停靠。老底子把初到上海的外乡人叫作“乘柴爿船从十六铺上来的”，可见它的名气之大。想当年，不知有多少宁波人，踏上十六铺融入上海滩。

    十六铺地处东门路，我们习惯叫小东门。小东门附近有方浜东路，隔一条人民路，即是方浜中路，朝西走，是沪上著名旅游地预园。在上海，大多数人还是叫它“老城隍庙”，今五香豆的包装上仍沿用老名称，为“老城隍庙五香豆”。我儿时读书在老城隍庙旁的昼锦路小学，班上一半同学是宁波籍的，他们多住在靠近十六铺的丹凤路、梧桐路、新开河那里。我后来在镇海工作，单位里不少同事的亲友就住在小东门周围，说从前过年时去上海，住在亲戚家里，睡在阁楼上、地板上，亲情却是深厚的。

    十六铺近旁有咸瓜街，亦不容小觑。多年前去东方明珠塔，底层设有上海城市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一条仿照清末的布景小巷，巷口站着一位穿马褂的长者，墙上挂着纸灯，灯上书“咸瓜街”。曾读过胡祥翰的《上海小志》，写的是百余年前的情景，其中提到“北四川路、武昌路、天潼路尽粤人，如在广东；小东门洋行街多闽人行号，如在福建；南市内外咸瓜尽甬人商行，如在宁波。”胡祥翰是胡适族叔，该小志序言由胡适先生所撰。咸瓜街分内外两条，书中因此称“内外咸瓜”。沧海桑田，如今咸瓜街那里已是高楼林立，而百余年前宁波人在这里聚集发迹，亦有说不尽的话题。相传“咸瓜”是“咸鱼”的别称，如探究起来，也是蛮有趣的。

    不妨重新来端详一下历史上的十六铺。这地名是清代定的，当时上海城厢划为二十七个“铺”，“铺”相当于现在的街道联防。“十六铺”是最大的“铺”，管辖的正是上海的各种码头尤其是客运码头集中的地方，出入旅客甚多，所以，十六铺成了名气最大的“铺”。1842年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外商投资开办的航运企业相继出现。1862年，美商旗昌洋行开办轮船公司，在十六铺建立第一个轮船码头，旧称“金源利码头”，就是后来的十六铺客运码头。

    早在开埠之前的1819年，宁波旅沪船商在十六铺近旁的蔑竹街荷花池那里建造了浙宁会馆。我小时候见过那里的旧址建筑。在当时的沙船业中，宁波人李氏镇康新记为巨擘，拥有船只最多。有一个比较盛行的说法，上海钱庄发源于十六铺一带，而钱庄的发展与豆米业、沙船业的关系甚为密切。如镇海方家，早在清嘉庆年间，就开始经营粮食。后来，又发展到去上海从事食糖、土布等贩运、买卖，并自造夹板船运输经营货物。为了调度和融通资金方便，到了方家第二代，由方性斋于1830年在上海南市开设履和钱庄。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还有镇海李家，其祖先李也亭于1822年来到上海，先在十六铺附近的南码头曹德大糟坊当学徒。他每天送热酒到停泊在大码头的沙船上，船上的老大和生意人见他勤恳老实，就劝他到沙船上去做事。李也亭上船后一面做工，一面用少量本钱带货，继而又由带货发展到投资，积资渐多，遂独资开设久大沙船字号，买下久大码头，又自行在十六铺里街开设立余钱庄。

    记得余秋雨先生在《金钟楼记》一文中说过：现代都市最大的遗憾，是缺少故事和传说，所有的房屋、街道、车流、人群太实际，缺少一些遐想的烟雾、浪漫的云气。不过细细说来，上海还是有一些故事的。

    宁波商帮的全方位成功，与他们良好的素质大有关系。历史一页页翻回到20世纪20年代，宁波人经营的小东门“协大祥”布店，对待顾客，无论贫富，一视同仁。有一次，一位农民模样的人，腋下夹了一双布鞋，在店门口徘徊。经理孙琢璋见状上前询问，方知该顾客因两腿满是污泥，恐玷污店堂，不免踌躇。孙经理当即唤学徒打一盆清水给顾客洗脚。顾客洗净后，穿好布鞋，连声称谢，随后安然选购。

    早先“协大祥”布店在方浜东路口，店堂很深，儿时经常跟了大人到那里买东西。“协大祥”包布的纸张很大，画有店家门面全图。30多年前，“协大祥”迁至方浜中路，每次回沪总要去看看。进门左手边，摆放着陈列柜，展示当年的店规及店员证书。老城厢改建后，店已关闭，但门面尚在。近日经过，留了个影。

    与“协大祥”一街之隔的“童涵春堂”，距今已有230多年的历史，创始者为宁波人童善长。当年童氏一面经营药材，一面在上海开设元亨木行，自备元、亨、利、贞号四条大型帆船，经常往返于上海至北方及南洋群岛。当年有口皆碑的“童薄片”炮制技艺，是将蚕豆大小的半夏，切成100多片平坦不翘的薄片。如将报纸置于薄片下，文字清晰可见。“童涵春堂”国药号饮片、药酒及夏令痧药等，通过水手带到南洋群岛，逐渐有了名气，后来产品在东南亚诸国销路广阔。“童涵春堂”风风雨雨走过了两个多世纪，拥有多家分号，上海老城隍庙内的“童涵春堂”，较为出名。原来的药局老建筑至今仍屹立在原址——十六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