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蓓莉

　　暖暖的冬日，我与麦芽糖在大街上不期而遇。太甜，太腻，质地松散，远非记忆中的味道。尘封已久的往事却一路呼啸而来：生于上世纪７０年代，我的童年对于零食的渴望近乎空白，那些屈指可数的享受几近奢侈———

　　遥遥的春日午后，拨浪鼓好听的“的的笃笃”声由远而近，我知道久违的“兑糖客”来了。忙忙地收罗废牙膏管，晾在灶膛上的鸡肫鸭肫，晒干的鸡毛鸭毛，飞奔到村口，交给“兑糖客”检验，然后巴巴地等他把糖块交到我的手里。拿一块，迫不及待地放进嘴里，让麦芽糖特有的甜韧饧了牙龈牙齿。吮着满嘴甜香，幸福地目送“兑糖客”挑着担子继续走村串巷。

　　爆米胖的老爷爷在年前的农闲时才会来村里。一个黝黑的手摇转炉，一个“凹”形铁皮火盆，一个拉杆风箱，一个长约三米的细口大肚竹筐，就是他的全部家当。“爆———米胖嘞———”大爷的吆喝中气十足，很快就传遍了小村各家各户。孩子们从浅浅的米缸里舀出一大杯米，从灶间柴堆里抽出三五片干燥的竹片；母亲从糖精瓶子里数出几粒用纸包好，再把一毛的角票塞到孩子手中。早有小伙伴抱着柴米攥着袋子缩颈等候了。大爷坐在背风的墙角，一手拉风箱，一手飞速转动摇炉，火苗呼呼地舔着他黑红皱纹间的笑容。十来分钟后，大爷直起身，把炉口塞进竹筐，回头招呼：“爆嘞———”我们开心地捂住耳朵，“嘭”一声巨响，白烟腾空而起，绝大部分米胖乖乖跑进了竹筐，一些调皮的蹦出来散落在早已铺好的麻袋上。香气袅袅的第一炉米胖常常诱使孩子们欢天喜地地争抢。米胖袋子很轻，飞似的拎回家，母亲用细绳扎紧袋口，可以吃上十天半月。

　　过年前家家户户都会准备炒货。我家大锅里翻炒的是年糕干，葵花籽和倭豆。炒年糕干是个技术活，既花时间，还得沉住气，小火慢炒才能又酥又脆。母亲是个急性子，她炒的年糕干外焦里硬，让人嚼得牙床发酸。过完年，炒葵花籽、炒倭豆都吃完了，只有年糕干还躺在红漆的果桶里，但也因此可以吃到三四月。

　　城里的外公托人捎来口信，他要来看我们。我早早地踮起脚尖守候在村口的石板桥上，望穿秋水。终于，年过花甲的外公踏着夕阳的余辉急急赶来。他肩挑两个竹篮，篮子里是外婆和舅舅积攒已久的零食与“下饭”。看见我瘦瘦的身体拖着细细的影子站在焦黄的太阳底下，外公放下担子，心疼地牵起我汗津津的手，“囡囡，晒死了。我们回家。”我紧紧攥住外公的衣角小跑到家，两眼紧盯着他变戏法般从篮子里掏出花花绿绿的水果糖，绿色的苔条方饼，滚着白芝麻的小圆金钱饼，“囡囡，吃，快吃！”因为嘴里已经塞得鼓鼓的，我只能拼命点头。外公抱我坐在他的膝盖上，说着些我不能懂的话：“都是‘下放’害了你妈，也害了你们几个啊！”那天晚上我们兄妹三人在老屋的梁柱下蹿来蹿去异常开心，却不明白为何父亲比平时更沉默，母亲又一直冲着外公抹眼泪。

　　外公带来的“下饭”，几乎每回都是带鱼干、橡皮鱼干、乌贼鲞或是鳗鱼鲞。竹篮最底层是两条手背宽、银亮的新鲜带鱼，用塑料纸包了好几层，混杂着还未彻底融化的冰屑。当晚，细细地品咂红烧带鱼的美味，鲜香一路滋润着被咸菜土豆磨砺已久的喉舌和肠胃。没吃完的鱼干鱼鲞，母亲把它们用细绳穿起来系在长竹竿上，挂在老屋楼上咿呀作响的木窗前。

　　当然也有自得其乐的时候。放学路上，跃过那条田塍，把绿生生的萝卜连根拔起，在田边水沟里略略一洗，就抓着菜缨子嚼得脆响。田埂间的火堆烟雾冉冉上升，小蟊贼们瞅准哪块地里红薯长势最好，四顾无人，掀起纠缠的藤蔓，挖出几个埋进火堆。第二天放学，便可从隔夜火堆的余温里掏出焦黑的煨红薯，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

　　光阴它有脚啊，恍惚间什么都没来得及抓住，二三十年就这么轻轻巧巧飞驰而过。多年以后，饮食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与过去有了云泥之别。很多人因为担心营养过甚，已经自觉成为素食主义者。而我童年的记忆，那些苦难中的乐趣，朴素中的美丽，都如同池塘边的落落野花，只在某些宁静的午后或夜里，才袅袅生姿地在灵魂深处摇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