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长勋说到这里作了一个总结：“近几年来，整个中国文化界，只要有人提到文革余孽、文化杀手、文化口红这三个称呼，一定是指你，没有第二人选。”

　　“说完了？”我问。

　　“这些脏话从我嘴里说出来让你听到，我已经造孽！”杨长勋重重拍了一下桌子，几个杯子都抖了一抖。我看他前面介绍情况时口气还比较平静，没想到他压着一肚子气。

　　我拿起他的茶杯塞到他手上，让他平静一点。他喝了一口，我和齐华也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窗外还在下雨。

　　齐华开口了：“不能再这么下去。想想看，该怎么办？”

　　杨长勋说：“这就是我这次赶到上海来的目的。我静静地看了几年，觉得形势对你非常不好。所有的媒体都知道，攻击你这个大名人会大大增加他们的发行量，又不会承担政治风险，因此越闹越刺激。谁为你辩解，谁就跟着挨骂。更奇怪的是那个向你开第一炮的余家学生，现在已经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受到美国政府重视。美国人粗心，一定是把你当作了前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我想来想去，你唯一的办法，是留下一份写给读者的声明，在以后适当的时候发表，然后离开。离开上海，离开中国，而且要快。否则众口铄金，真会被他们灭了。”

　　“不，战士宁死不逃！”这是齐华的声音，让我想起他曾经是个军人。他看着我说：“所有的诽谤都刊发在媒体上，而我国所有的媒体又都是官办的。你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是厅局级了，现在的好几位国家领导人都是你当时的直接上司和同事，而且我听说他们都是你的读者。如果拨一个电话给他们任何一位的秘书……”

　　我立即按住了他的手背，说：“如果我拨了这样的电话，十多年前的辞职就失败了一半。与其求救，宁肯逃走。”

　　齐华伸起手来想反驳我，但他伸起来的手停在半空了。停了几秒钟，这只手伸出了大拇指，朝我颠了颠。

　　“但是———”他又迟疑了：“能不能，不离开中国？”

　　我当然理解他的意思，说：“灾难是我的宿命，我不离开中国。”

　　“那就必须离开上海！”杨长勋说：“我统计了，这些年诽谤你的文章，发表最多的是广州、长沙、天津、香港，但发起者全在上海。你只要在上海一天，那些上海文人就一天安静不下来。”

　　“我离开上海的决心早就定了。当年评审中文学科和艺术学科教授时被我否决的各单位人员，好像全都串连起来了，怪事接连不断。最让我难过的是，那台黄梅戏《红楼梦》在海内外一路轰动，一到上海立即被围杀。几个文化人先挑唆戏曲界几个老人无理取闹，又欺骗北京一位在重要人物身边工作的女士介入，这台戏只能停演，偌大的上海一片幸灾乐祸。当时我就要走。”我说。

　　至于留下一份给读者的声明，我请他们明天下午再在这里聚会讨论，我连夜写一个初稿。

　　外面雨已经停了，图书馆走廊两边的树木还在滴水。这个图书馆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几乎天天晚上都来的，一切都很熟悉，只是觉得变小了。已是傍晚时分，读者们正在陆续离开。突然，有一位年轻的女读者走到我跟前，停下，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说：“余先生，有人写了一篇不好的文章冒犯你，我向你道歉。”

　　“什么文章？”我问。

　　“说有一些特殊的女性在读你的书。”她声音很低，快速说完，转身就走了。

　　她相当俏丽，很有风韵，把我们三个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我们看着她婷婷的背影行进在修剪得很好的灌木之间，又消失在图书馆门口。

　　“文章又不是她写的，她为什么要道歉？”我问。

　　“有三种可能。”杨长勋说：“第一种可能，她是那个作者的家人或朋友；第二种可能，她只是你的读者，觉得你是因为受读者欢迎才受攻击的，因此要道歉；至于第三种可能，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