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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这是一个老年男人的最后秘密。这个老年男人与我的关系如此密切，我立即去洗了手，然后坐下，闭上眼睛，静一静心。过了很久，我才敢去轻轻翻动。

　　尽管我已经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我真的一页页翻看那些文字资料时，仍然非常吃惊。

　　第一部分是他写给造反派当权者的“借条”留底，这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原来，在他关押期间，妈妈前去探监时给他说起家里的事，他毫无办法，只得冒险向当权者借钱。他在十年间没有借到过一分钱，而每张“借条”都必然引来一次次残酷的批斗。有几张“借条”，我刚刚一读鼻子就酸了。例如，我叔叔领养的表妹要在安徽农场结婚，但叔叔已被害死，爸爸决定用叔叔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作为陪嫁，却想“借”一点点钱，买一床被褥装在这只旧箱子里。又如，一张“借条”上说，寒冬已临，但我家八口人的“布票”还没有用过一寸，希望当权者看在老人和小孩的份上，借点钱……

　　第二部分是他们单位造反派批判他的大量印刷品。隔了这么多年，我现在一读还背脊发凉，例如这一段，好像是一篇新闻报道———

　　当天斗批大会上余学文这个坏家伙的画皮被层层剥开了，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原形毕露。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还要伺机反扑，不要以为余学文是“死老虎”，这个老虎还没有死，还要咬人，我们不要被他装出一副可怜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继续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些空话又不全是空话。其中所谓“装出一副可怜相”、“穷追猛打”、“再踏上一只脚”等等都是实情描述。爸爸真是受大苦了。

　　为什么要让爸爸“永世不得翻身”呢？印刷品中又写明了他的罪行———

　　当“二月黑风”刮起之后，这个死不悔改的坏家伙就跳了出来，公然为刘、邓及其代理人陈丕显翻案，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真是狗胆包天，罪上加罪。

　　文中所谓“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第二号人物就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这下子，我终于明白了三十多年前就产生的疑惑。爸爸这么一个小人物为什么会承受那么严重的迫害，直到造反派下台、老干部上台之后仍不得解脱？原来，他所在单位的“广大人民群众”从他的日常闲谈中提炼出了这么多“上及天庭”的政治罪名！在灾难时期，他怕吓着我们，没有说；灾难过去之后，他不想拿这样的东西为自己贴金，还是没有说。但他又舍不得丢掉，就藏下了。

　　我敢断言，这样的印刷品，是后来全国绝大多数号称自己在“文革”中“立场坚定”的文人拿不出来的。他们如果有一份，或者他们的爸爸有一份，哪怕上面只有一句半句，不知要做出多少文章让大家景仰。但是爸爸却把它们全都锁在抽屉里，直到此刻，32年之后，我才看到。

　　等我看到，他已经走了。我连当面说一声钦佩的机会都没有。我犹豫了很久，曾经选了几页这样的大批判印刷品，附印在《借我一生》那本书中。

　　我在那本书里讳避了一个细节：与这些印刷品放在一起的，是两叠近几年诽谤我的报刊。以广州的一份周报为主，有湖南的几份报纸和杂志，天津的一份文学杂志，上海的一份文学报纸。这些报刊诽谤我的内容，全与文学无关，都是政治谣言加政治帽子。这些报刊的字里行间，有不少铅笔划痕，可见，几乎已经失明的爸爸，还是逐字逐句看了。

　　我看到这些遗物后曾急忙向他熟悉的几位医生打听，这些报刊是怎么到他手上的。医生说，是他自己不断索取的，说是我在国外，要代我收集资料。他还一再要医生放心，为了眼睛，他不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