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心里一直偷偷地感激她，但每次遇见她，都不好意思把这份感激说出口。我和她的交流机会也不多，在国家队时如果出了什么事情，我是不能直接向她汇报的。包括现在我“单飞”了，一有什么事，也都是先与国家领队联系，领队再跟她汇报，否则就变成了越级汇报，说起来影响挺不好的。

　　我归队以后，就很少有机会和孙主任面对面交流了。最多是这两年回北京去中心办事时看她在不在，在的话就打招呼，问问她近况如何。孙主任知道我膝盖不好，她的膝盖也不好，就会问一些关于膝盖的问题。后来在武汉的时候，我们还聊过一次，谈了谈我的想法。我在法网领奖回来后，中央电视台办了一个庆功宴“李娜之夜”，孙主任去了，但也没有细聊，因为其间不断有媒体采访。

　　2004年之前，我觉得自己一直没有什么目标，盲目地随波逐流着，除了和姜山在一起这件事是我自己做主，其他的时候都是在顺应别人对我的期待。尤其是1999年到2002年第一次进国家队这段时间，我的状态很不好，因为我对自由的期待很高，但国家队的规矩非常多，大家都对教练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谁也没有反抗的举动，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不敢有。当然，这并不是个人的原因，这应该是文化和体制的问题。

　　在大学的两年，我把自己的思想理顺了。我对网球的认识和过去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带着新的想法打球，感觉也是非常不同。

　　人真应该多读点书的，我读书不算多，但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

　　刚复出打比赛的时候，人家顶多会说一句“这是李娜”，然后就闭嘴收声了。别的人听到，也只是说一句：“哦，她复出了啊。”其实你没那么重要。退役或者复出，对你自己而言都是特别重大的决定，但对外界而言，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这让我感觉很轻松，我对自己说，不要有太多压力，你没那么多观众，尽力就好。

　　复出后的首场赛事，是一个25000的ITF(国际网联)，是个小比赛。

　　时隔两年后回到这个圈子里，看什么都熟悉，又觉得什么都陌生。那时我们打ITF比赛的场地在玉蜓桥，四五块球场挨在一起，出了球场后有两间玻璃室可以用来休息、看比赛，楼上也可以看。那个场地没有更衣室，活动之后要拿着衣服去卫生间换，然后等待比赛开始。

　　相比而言，WTA比赛场地条件要好一点。休息室一般都很大，至少能容纳100人。更衣室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号码柜。大会组委会有治疗师，你可以请他们帮你做理疗。女球员的治疗师一般都是男性，很多人的治疗师是自己指定的，熟悉的治疗师会比较了解你的身体状况，做治疗时会帮你留意。

　　更衣室一般只有运动员才可以进。这个圈子里的运动员大家大多都认识，如果第二天会是场上的对手，关系好的朋友头一天会在更衣室打个招呼：“明天一起打比赛。”有时候打比赛前你可能完全不了解你的对手———像现在新人出来的很多，这些新人我完全不了解，比赛前几天我就会去网上查资料，记下对手的特点。赛前你也可以在更衣室观察一下自己的对手，很多优秀的球员都非常有性格。比如莎拉波娃的气场就非常强悍，那种先声夺人的傲慢气势有时真的可以把对手镇住，等到后来对她比较熟悉了，才发现她的傲慢并不针对任何人，她就是这样的脾气。

　　刚复出的我没有积分，要从资格赛开始打。姜山一直陪着我，我们俩第一天去训练的时候，我在更衣室看到了赛会1号种子，当时那个女孩子的世界排名是180。我记得那个女孩子好像是葡萄牙人，比我年轻一点。我忍不住跟姜山说了些“这人怎么排名这么高”，“看起来蛮厉害呀”之类的话。姜山什么也没说，坐在一边看人家训练，看完之后回来，很笃定地告诉我“(她)跟你不是一个档次的”。

　　我说：“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