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我能明显感受到，战争给阿布留下的心理创伤。他以前是个很乐观的人，虽然他自称崇拜本·拉登，但阿布并不是极端的宗教分子。但现在，他总有很多愤怒的情绪，急需释放。他经常痛斥伊拉克政府，逊尼派的他，很难接受什叶派的马利基一干人执政，常愤愤地说：“那些人都是任人唯亲，从上至下，一水儿全是什叶派，全是流氓无赖。我们伊拉克的国防部长，居然是个白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有一次我们经过检查站，检查的军警要护照，他直接跟我说：“水，把护照给他，反正这帮傻帽也看不懂。”还学着用中文“我靠”之类的话骂军警。军警问他，你说什么?他也就扯淡说：“中国话，是‘你好’的意思。”离开时，他还指着那个军警说：“水，刚才他把护照倒着看，他根本不识字。你看，这就是伊拉克，这帮弱智管理着我们。”

　　经历了战争的阿布变得很念旧，每每和他一起聊天，回忆起从前，我也觉得很怀念。他那时帮了我们太多，无论是街头采访，进入刚爆炸的司法部，还是通过安检很严的检查站，阿布都一马当先。有时他甚至不需要用钱开道，只是和警察、大兵拉几句家常，扯扯亲戚老乡关系，就能帮我们争取到拍摄机会。我好奇地问他：“如果是恐怖分子呢，也这么容易过吗？”他翻翻白眼说：“是啊，塞100美元，使个眼色就让过了。”

　　所以，说我们是换过命的交情，一点也不夸张。那次去他家，我拿了100美元给他的小女儿玛利亚。这个原本很怕生的小女孩，后来跟我们编导李冰成了好朋友，我们离开她家后，玛利亚哭了。阿布说她天天问，大姐姐在哪里?她什么时候再来?李冰也老想着那女孩，碰见阿布就问，玛利亚怎么样?

　　那天阿布特别高兴，在家里翻箱倒柜，要给我们送礼物。他知道我爱抽阿拉伯水烟，拿了个100年前阿拉伯古董水烟给我。我死活不肯要。我说：“阿布，这是你的传家宝，千万别给我。”他塞了几次，没成功，又拿了家里一个阿拉伯古董瓶子送我，还放话说：“你要是不要，就是侮辱我。”我只能说着“行行行”收下了。那时，他滚烫的真诚，让我认定了这个铁哥们。

　　但阿布也有他的忧虑，他最担心的是他大儿子的前途和未来。有一次，他突然夸我说：“水，在我眼里，你就是中国的大总统。”我吓了一跳，连忙摇头：“千万别这么说，我在中国是有点名气，那是因为做电视，混了个脸熟。”

　　他也摇着头说：“NO!NO!NO!我碰到中国人，一提你的名字他们都如雷贯耳，你比总统还厉害。”我不知怎么跟他解释，只能不停说：“不是，真的不是。”    客气了半天。他突然话锋一转：“你能不能让我到你们伊拉克记者站工作？我可以给你们当制片。”我有些尴尬，只能说：“这事我做不了主，我在电视台没有一官半职，但我可以为你推荐，如果伊拉克记者站缺人，我一定强烈推荐你。”

　　过了两天，阿布又问我：“水，我就不去你们记者站了，你能不能跟密斯特盖说一下，让艾哈迈德到你们记者站?他将来还要成家立业。”

　　他所说的密斯特盖，正是我们新闻中心副主任盖晨光，1998年我们一起到伊拉克时，阿布见过他。这次去阿布家时，他还把我们当年在巴格达采访的照片拿出来，用一块塑料布一层一层精心包裹着，有些彩色照片已经发蓝发绿了。他指着照片问我：“密斯特盖现在干什么?”我说：“密斯特盖，大官，我的boss的boss。”于是他就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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