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不时进入公众视野，从黑龙江13岁男孩强奸案至湖南衡阳12岁男孩弑母案，每一起都冲击着公众神经。该不该降低刑责年龄？对低龄恶性犯罪如何惩戒？罪错少年背后各方的责任如何落实？全国两会期间，“未成年人犯罪”成了代表们的热议话题。

    （5月27日《新京报》）

    无论是成年人犯罪，还是未成年人犯罪，都意味着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都应该采取措施予以治理。尤其是，现在未成年人犯罪年龄越来越小，犯罪低龄化趋势愈发凸显，特别是犯罪的主观恶性也在变大，手段残忍，这更需要高度重视。但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冷静下来，从多个角度考虑，找出更多犯罪原因，采取更多有效措施。而眼见低龄犯罪频发，索性就“降龄”以待，未免就落入“以法代教”窠臼了。

    诚如提议“降龄”的全国人大代表所言，当前，13周岁的少年基本已经完成小学教育，就读初中，其已具备相当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已能够理解其实施行为的性质和意义。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文化水平得以提高，许多未成年人十二三岁就身材高大，大脑发育较快，面貌成熟。但纵然如此，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前期防治和教育的问题，面对这种变化，只有多一些正视问题的勇气与责任，进一步审视社会、学校、家庭对孩子的管理教育环节，并把工作做在平时和最前头，这才是从根本解码低龄犯罪频发的关键。

    当前，低龄犯罪频发，不过还是相当典型，不具有代表性，或者是普遍性。再从一些案例看，背后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些是在家缺少关爱、教育，从而出现自卑、走极端；一些是在学校跟同学发生矛盾纠纷后，没得到及时解决处理，导致矛盾恶化升级；一些则是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或者受网络暴力文化影响，形成了畸形的观念……这些无疑意味着，解决低龄犯罪并不能靠下调刑事责任年龄，而应该综合施策，比如基于数据科学研判，比如建立少年司法矫教替代制度，比如对家长进行强制亲职教育，等等。

    总之，未成年人犯罪不仅是犯罪学的问题，也是社会学的问题，更是心理学的问题，甚至医学的问题、教育学的问题，有着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只有着力改良“土壤”，才更利于源头治理，更有利于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反之，“以法代教”“以法代管”，都会让治理陷入简单化、粗暴化、狭隘化，偏离“以人为本”。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