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培平

　　３月２８日的云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沈培平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３月９日，中纪委发布消息表示，沈培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沈培平于２０１３年１月当选云南省副省长，２００７年４月至２０１３年２月，先后担任普洱市市长、市委书记。

　　从雷厉风行到专横霸道，从做事大胆到私调警力，追踪沈培平的沉沦轨迹，记者发现，早在落马之前，这位有着“茶市长”、“拆迁大佐”、“沈矿长”等诸多绰号的副省级官员，就已经被来自民间的大量举报所包围。

　　几十份举报信，问题涉及违法强拆、家人牟利、打击报复等诸多环节。尽管举报内容还有待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查证，但沈培平台下幕后的另一张面孔，却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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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市长”与茶叶生意

　　从２００５年起，普洱茶经历了从“茶比金贵”到“茶砖不如土砖”的过山车式巨变。囤有大量茶饼、手握巨额资金的投机者成为炒作的庄家，普洱茶被炒到了天价。就在那个普洱茶疯狂的年代，沈培平从云南省政府来到当时还叫做思茅的普洱，以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平调为思茅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随后在２００５年３月的地方换届中正式成为思茅市长。

　　沈培平自此正式开始了他的“茶市长”之路。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１日，思茅市正式更名为普洱市。同年，沈培平结束了从２００４年起在北师大资源学院的在职研究生学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开始在各种场合大唱普洱茶经济。可惜好景不长，２００７年５月，普洱茶行情开始暴跌，短短半个月价格跌去５０％，众多投资者、茶商和普洱茶藏家被套牢。

　　普洱茶市场遍地哀号之时，身为新普洱市市长的沈培平却反其道行之，继续全力推行他围绕普洱茶的城市发展计划。沈培平签署的总投入１０亿元建设“天下普洱茶国”的计划丝毫没有耽搁，投资５０００万元的中华普洱茶博览苑、重修茶马古道等项目相继动工。除了早在２００５年就定下的１５００万元扶植普洱茶产业的投入外，沈培平更是签署出台众多产业扶植政策，并开始与国内众多大企业洽谈合作。

　　在普洱当地官场，私下流传的一个说法，普洱在沈培平主政期间，整个城市都牢牢地与普洱茶绑定在了一起，从行政领域一手炮制这一结果的沈培平，也被一些人称为“庄家”。

　　普洱市财政局的赵琦（化名）曾多次向中纪委举报沈培平。赵琦对记者说：“沈培平在力推普洱茶政策中，有诸多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行为。与其说沈培平是‘庄家’，不如说他无论是在个人仕途，还是家族利益上，都利用了普洱茶当年的疯狂。”

　　普洱市发改委的一名现任官员数年前曾向云南省相关部门举报，沈培平在２００７年普洱茶大跌行情中曾低价购入大量茶饼，并利用其市长职务占用市政府及下属机关多处仓库为其存放茶叶。这份材料与赵琦的举报如出一辙。

　　赵琦和普洱市的一些老干部在２０１２年曾整理这些举报材料寄送中纪委，如今举报材料中提及沈当年用于存放茶叶的诸多仓库已在普洱数年间的城市改造中消失，但普洱市财政局另一位退休老干部向记者证实，他当年亲眼看到过原财政局食堂后的伙房里堆积的大量茶饼，同时这些茶饼有专人负责看守、运输。

　　对于普洱市众多离退休老干部来说，他们察觉到“这里面有问题”是在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第九届中国普洱茶节开幕，会后不久，每位离退休老干部都收到了原单位送来的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是一盒包装精美的茶粉，名为“帝泊洱即溶普洱茶珍”，包装上印有“中共普洱市委普洱市人民政府定制”字样。

　　普洱市老干部潘玺回忆，其原单位告知，茶粉是普洱市委及市政府要求所有下属单位购买，一份定价７００余元，全部由财政开支。普洱下辖１市９县，其中８个为国家级贫困县，当年为购买此款茶粉的总开支难以计数，但此事却引起了老干部的警觉，开始多方查寻“里面的问题”。

　　普洱市思茅区领导干部联名递交给中纪委的举报材料称，２００９年沈培平的家人将其囤积的茶叶卖给了一家上市企业，而普洱市委市政府定制的茶粉即出自这批茶叶。举报材料认为，沈培平利用普洱市财政的钱，为自己家族经营的茶生意买了单。

　　茶叶生意之外，“市长亲戚”的身影也不乏出现。普洱市民刘刚、李美荣实名举报称，沈培平在２００６年便安排保山老家的表弟、弟媳车某等４人承包了澜沧县糯扎渡乡响水村、星加坡村、落水洞村的天然林地，建起３个木材加工厂，用虚报采伐数量的办法大肆偷采天然林木。

　　记者３月１８日前往澜沧县糯扎渡乡时，被举报的３家木材加工厂都已关门停产。村民告诉记者，当地人都知道这三家木材加工厂的老板是“市长亲戚”，都知道“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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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迁大佐”与旧城改造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８日，已升任普洱市委书记的沈培平在红旗会堂召开动员大会，普洱市委市政府直属各单位、思茅区科级以上干部及拆迁所涉及的离退休干部都被要求到会。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沈培平说出了那句让他获得“拆迁大佐”头衔的“名言”：“同意搬拆迁的大大的好，不同意搬拆迁的大大的坏。”

　　普洱市数名参与了此次大会的老干部向记者回忆，在这次大会上，沈培平提出硬性要求，规定凡涉及旧城改造的单位均为责任单位，行政负责人为第一负责人，凡完不成拆迁任务的，实行年度考核一票否决。

　　用行政权力强行推进的旧城改造工程从一开始就不顺利。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５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下称１５号文件）。对此，普洱市在旧城改造拆迁中并未严格遵照执行。５月，普洱市歌舞团的几名职工拿着１５号文件直面沈培平反映意见，说明中央刚下的规定，不应强征居民住宅用地，随后遭到沈培平驳斥，此事后被《焦点访谈》曝光。

　　当年水务局的一位在职干部向记者回忆，普洱市旧城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在《焦点访谈》曝光后，派人挨家挨户进驻拆迁涉及的６１家单位，在工作时间将党员干部一个一个叫出去签字。“上面坐着一排领导，这字我敢不签吗？”

　　向沈培平反映意见没有结果，拆迁涉及的离退休老干部把普洱市政府告上了法庭。

　　领头起诉普洱市政府的是离休老干部韩惠卿。韩惠卿的住房属于普洱市水务局，他所住的楼建于上世纪８０年代，而在被拆迁的水务局大院里，尚有一栋建于２００４年的新楼。

　　拆迁补偿不合理、行政手段强制及旧城改造却拆迁新楼，这三个理由成为韩惠卿状告普洱市政府的依据。他联合另外两名老干部林家彬、潘瑶向普洱市中院递交了起诉书，起诉书由普洱市中院退休的审判庭庭长潘玺起草。

　　潘玺告诉记者，他在职时专门审理“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退休后创办了普洱市第一家律师事务所，同时他也是旧城改造中的被拆迁户。由于老干部们拿不出高额律师费，潘玺自愿代理了这场漫长的官司。

　　从２０１０年开始，潘玺起草了多份起诉书，从普洱市中院到云南省高院告了个遍，最后一次起诉是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潘玺将诉状递至普洱市中院，至今没有立案、没有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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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矿长”与孟连事件

　　沈培平１９６１年出生于施甸县由旺镇，２０岁获得中专文凭后进入施甸中学成为了一名教师。据施甸中学一位退休教师回忆，当年同沈培平一起来的有４名年轻教师，日后都进入了云南省的干部培训班。

　　１９８６年云南省为了从基层培养选拔有学历的年轻干部，由云南省教育学院主办脱产学习，范围涉及全省，沈培平在中文系完成了他步入仕途前的最后学业。云南省水利厅的一名官员回忆，他当初和沈同期学习，虽然专业不同，但“他在学生中很出名，文笔非常好，写的散文和诗当时在师生之间评价很高。”

　　１９８９年沈培平毕业后进入施甸县的政府办公室，一呆７年。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施甸县开始开发辖区内的有色金属资源。施甸县紧邻怒江大峡谷，矿产资源丰富，而那时还从未对外承包过采矿业。“当时没有人懂这一行，刚刚当上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沈培平主动请缨，亲自下乡把全县矿产资源全部调查登记，之后与外地承包商接洽谈判。”施甸县一位退休干部回忆。

　　１９９６年沈培平调任保山地委副秘书长，两年后成为腾冲县委书记，此后沈培平一路升迁，被当地官场称之为“坐火箭”。

　　主政腾冲县之后，沈培平大力开发矿产资源，他的“强权霸道”也在此时初显。保山市委一名官员回忆，沈培平主政腾冲的５年中，因矿产开发造成征地纠纷多起，甚至发生数起被征地农户上访到保山地区的情况。“当时几起上访并没有对沈的仕途造成影响，一个是他确实‘政绩卓著’，把腾冲的经济搞得不错，另一个是商界不少矿老板都力挺他。”这名官员回忆，“那时民间已经开始反映他‘专横霸道’，‘沈矿长’的名号也是从那时叫起来的，直到孟连事件，谁也没想到他的胆子变得那么大。”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９日，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发生群体性事件。执行任务的民警被数百名群众围攻、殴打，冲突过程中，民警使用防暴枪自卫，两人被击中致死。

　　当时，在云南省公安厅明确拒绝普洱市的跨县调警申请后，沈培平要求时任普洱市政法委书记谢丕坤“不要再请示省里”，普洱市背着云南省委跨县调集大批警力向孟连集结，后导致事件升级。

　　云南省对孟连事件的处理中认定，“沈培平在市委决策时提出，调动警力的事不要报省里了”。

　　孟连事件后，谢丕坤被免职，而沈培平被责成做出书面检讨。但孟连事件并未影响沈的升迁，不久之后他顺利接任普洱市委书记。

　　谢丕坤后被调到云南省公安厅经侦大队，今年１月他曾来到普洱，见到了曾经共事多年的老干部潘玺。当潘玺提到孟连事件时，谢丕坤对他摆了摆手，表示这事以后不要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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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京截访

　　与“不予减刑”

　　孟连事件没有让沈培平汲取教训，反而令他加剧运用手中的权力，打压向上反映问题的群众。

　　３月１３日，原思茅交运集团、现在的金孔雀集团门前拉起了横幅，上访的老职工们放鞭炮庆祝沈培平落马。老职工告诉记者，这是他们第１１次在此张挂横幅，但却是惟一一次没有被警察驱散。

　　思茅交运集团２００４年由国企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的资产瞒报问题引发老职工不满，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足迹在一年之间遍及云南省纪委、检察院、中纪委和国家信访局。

　　２００９年３月，沈培平终于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６名思茅交运集团老职工中的代表，其中包括日后实名举报他的刘刚和李美荣。老职工向沈反映了集团改制中的诸多问题，但沈给出的答复是“这是政府行为”，同时警告６人不要再上访。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面对解决不了的问题，交运集团３８名职工再次来到北京反映情况。原本打算第二天返回的他们，却在北京站遭遇普洱市警方的围捕。当天，参加围捕的有１４０多人，此事记者在思茅区公安系统的一位工作人员处得到了证实，这位工作人员表示，１４０人中少部分是公安干警，其余是协警。

　　记者还在调查中共获得５份交运集团老职工的抗议视频资料，其中４份为事发场所的监控拍摄，视频中的内容均是大量持盾牌和警棍的防暴警察，驱散抓捕抗议老职工的画面。

　　交运集团老职工杨湘云告诉记者，从２００８年起，在原集团总站门前这样的聚集抗议共有７次，每次最后都是被大量防暴警察驱散，他自己被抓捕过３次。

　　按照普洱市突发群体性公共事件应急预案规定，调动防暴警察需要公安机关向市委申请，获得批准后才可执行。普洱市政法委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无论上京截访，还是调动防暴警察驱散抗议职工，“没有市委书记同意，谁也没权力这样动用警力。”

　　就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５日的一次抗议活动后，刘刚、李美荣、杨湘云、张正华、何纪伟５人被普洱市公安抓捕。次年，５人分别以非法拘禁罪、非法游行罪被判刑入狱。

　　在这份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６日生效的判决书上，获得了２８名参与抗议活动者的证言，指控５人犯罪。但事后曾为此份判决作证的张新华、杨国贤、李家祥先后翻供，３人先后写了情况说明，并签字按了手印，称自己在此案调查中受了威胁，不得不做了伪证。

　　李美荣、张正华、何纪伟均被判入狱３年，刘刚被判２年，杨湘云被判２年缓刑３年。

　　在李美荣服刑期间，普洱监狱２０１２年向普洱市中院提交了对李美荣的减刑建议书，监狱方认为李美荣符合减刑条件，但普洱市中院却裁定不予减刑。普洱市政法委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年这份减刑建议，普洱市中院不敢“自作主张”而报给了政法委，政法委是请示了市委后向法院转达了沈培平的“不予减刑”的意见。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