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宇先生

达丰染织厂原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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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丰染织厂广告

现收藏于宁波帮博物馆的王启宇纪念匾额

　　创办于1913年的上海达丰染织厂，从最初只有两只染缸的小作坊发展为中国规模最大的自纺、自织、自染、自漂、自印花、自整理的纺织联合企业，都归功于它的创始人王启宇。

　　这一切的背后，要从一本英文书籍《丝光染色》说起，是它改变了王启宇的一生。

　　记者 林旻

　　偶得印染专业书

　　辞去了洋行的职务

　　王启宇的祖籍，是与甬江一衣带水的定海白泉。王启宇的父亲王晋侯，少年时就跟着兄长在定海城内开了一家中药店，为镇上的居民看病之余，兄弟俩也专心研究医术。

　　有一天，一个看上去痛苦不堪的洋人来到王家药铺求诊，凭着一剂药方，很快药到病除。为了报答王家兄弟的救命之恩，洋人决定推荐王晋侯去上海一家荷兰人开的和兴洋行供职。作为家中独子，少年王启宇跟随着父亲从家乡到了上海。

　　１９１１年，２８岁的王启宇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之后，也进入和兴洋行，成了一名会计。因为他为人勤恳，做事严谨，深受洋行经理的器重，慢慢有了一些积蓄。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王启宇看到了一本英文书籍《丝光染色》，书中描述的棉纺丝光染色技术让他深受启发———棉纱布在经过烧煮、加工之后，可以使丝光的色泽更加鲜艳，售价也可以因此上涨。

　　早在与外商交往的工作中，王启宇就发现当时中国的染织业还处在一个草创阶段，漂染不精，国产的布匹在色彩、图案上都无法跟洋货竞争，以至于市场上充斥着各种洋货，国货却不堪一击，积压日益严重。

　　在仔细研读了《丝光染色》之后，王启宇辞去了和兴洋行的职务，立志振兴棉纺印染工业。１９１１年，王启宇先和在邓乐普洋行任总会计、有相当资力的蒋仲山及陈星记棉布号店主余葆三等人集资银元４０００两，在杨树浦美兴街开设了一家染坊，试染纱线。经营见好的前提下，他又和崔福庄、陆慎甫、叶培培、杨杏堤等人集资银元２００００两，将染场迁到虹口唐山路，办起了一家名为“达丰染织厂”的丝光线漂炼染色工厂。

　　只有数对染缸和２９名工人的达丰厂生产的丝光线却极受厂商的欢迎，这让王启宇信心大增。一方面埋头苦干，一方面则运用从洋行学来的外商管理方法，改进业务。为了使产品推陈出新，他聘请了很多大学出身的技师，如泰兴实业家张迭生，专门革新技术，并由此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工人。他又制订了一套严密的厂规，要求工人事无巨细都须认真办理。

　　抓住机遇

　　达丰产品打败洋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进口丝光线骤减，达丰染色厂抓住机会，供不应求，因此积累了大笔资金，为扩展业务打下了基础。

　　１９１９年，王启宇在曹家渡浜北光复西路１１６１号购地４０亩建造了达丰染织新厂，并在大门外墙上用大字张贴“中国首创漂染工场”。除将老厂主要设备迁入外，又增设丝光机等各式机器１８台，职工增至１２９人，一面扩大纱线漂炼染色，一面向外购坯布，开始染色棉布，同时添置人力布机２００台，创设织部。新厂投产后日均产布２０００余匹，尤以黄卡其销路最广，在当时，客商每次提及卡其，必曰“达丰卡其”。从此，贴有“中国首创机器印染”标签及“日晒雨淋，永不褪色”之商标的印染布风靡市场，政府准予免税五至十年，于是达丰厂成为中国机器染色的先驱而驰名全国。

　　达丰厂有了相当规模后，开始与洋商竞争并屡获成功。其产品黄卡其布，曾被上海某洋行改头换面，充作洋货出售，可见其质量之优。这种布还在世界博览会展出。该厂生产的哔吱，取代风行一时的日商名牌四君子哔吱；双童牌电光泰面缎，打破了英商公平洋行独家垄断的局面。

　　工厂的生意蒸蒸日上，除了引进先进机器和聘请外国专家任工程师，还有心培养国内的技术骨干人才，另外，王启宇公私分明的管理方式也受到了公司上下的一致好评。

　　一直以来，工厂生产所需的原纱要向其他厂购买，王启宇算了一笔账，发现经济既不合算，生产也不便利，于是联合了李柏葆等１４人集资８０万两，在达丰染织厂毗邻建立振泰纺织厂。１９２１年开工，纺制“月虎”、“吗福”牌棉纱。

　　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各界抵制外货，国货生产的黄金时代到来。为集中力量，将唐山路工场逐步收缩，发展达丰厂的棉花染织，又于１９２９年开始添置印花设备，生产“一品”花布、“双童”羽绸、哔叽、“三星”细布、“四善”直贡、“五子”卡其和“孔雀”蓝布等，销路极畅，一下子变成了名牌产品。王启宇见生意兴旺，又于１９２７年与李柏葆等再度集资，在宝山创办宝兴纱厂纺制纱布。

　　拒不与日商合作

　　成为佳话

　　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７年，是达丰厂的全盛时期。这期间，王启宇还投资于舟山轮船公司、信和纱厂、兴业钢铁厂、中华劝工银行及统原银行等，并与人合资创设泰山保险公司。１９３３年，大纬印染织造厂在康脑脱路（今康定路）１２９９号的创立，迎来了王氏家族企业的顶峰时刻。这家厂由王启宇的次子王统元管理，生产“金凤图”牌棉布。王启宇的其他诸子如三子王经元、四子王濂元、幼子王福元都是在这个厂中成长起来的，后来在达丰系统诸厂中分别掌管了主要权力。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宝兴纱厂毁于战火，达丰、振泰陷于停产。上海沦陷后，达丰、振泰（中纺）两厂生产全部停顿，王氏企业陷入困境。此时，日商丰田纱厂借日军在上海之势，约请王启宇到日商丰田纱厂谈判合作事宜。日商给以条件较优厚，只要答应合作，即日就可复工。王启宇以回去与董事会商议再定为由，离开谈判席。离开时，日军威胁说：“如董事会不同意合作，三日后两厂将化为灰烬。”王启宇下定“宁可毁厂，亦不肯与日商合作”的决心，并不为此而动摇，遂离家隐避他处。一时成为上海滩之佳话。

　　抗战胜利后，达丰厂恢复生产。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后，王启宇继续管理达丰染织厂，后因年事已高而卸职，但他仍关心厂中事务，积极支持企业的公私合营。１９５０年，王启宇迁居香港，设立香港纱厂。１９６５年，１０３岁的王启宇在香港逝世。

　　王启宇在创办实业中，深感中国科学落后原因是教育未普及，中国的落后是因为人民缺乏教育。因此，王氏家族十分重视家乡的教育事业，为培养祖国栋梁几十年如一日，慷慨捐款千万元。

　　早年，王启宇与刘鸿生一起捐助定海公学。上世纪６０年代初，又为东海中学捐款２万元。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王氏家族由王启宇幼子王福元经手，王福元以父亲王启宇之名，先后捐款建造了定海一中启宇图书楼、启宇体育馆、启宇科技楼等。并从１９８８年始，先后在定海一中、定海五中每年设启宇奖学（教）金，激励大批优秀师生脱颖而出，大大提高了家乡的教育质量。从２００９年启，王福元长女王菩蒂又增加每年为舟山提供４０位贫困学子上大学的生活费。舟山市政府特授王福元先生为舟山十大慈善家、舟山市荣誉市民、“侨界爱心人士”等称号。

　　图片由宁波帮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