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浩声

　　经过４个月严格审核，海曙区年度廉租住房保障在保家庭年审工作已全部完成。在所核查的２３１２户在保家庭中，３７２户家庭因为不符合保障条件需要被清退，占在保家庭总户数的１６％；其中，因财产、收入超标的家庭有１０３户，占近三成（５月４日《宁波日报》）。

　　所谓“廉租房”，是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的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说得直白一点，这项政策是为特殊群体“量身定制”的，本质上是“托底性”的政策安排，并不具备面向所有家庭的普惠性，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公共财力的安排和政策的精准实施，补上民生短板，让低收入家庭也能“居者有其屋”，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和改善。

　　然而，一些地方屡屡曝出“开着奔驰宝马享受廉租房”的怪象，引发舆论吐槽，也让一些翘首等待、迫切需要纳入廉租房保障范围的家庭“很受伤”。就像这次海曙区年审清退的不符合保障条件的３７２户家庭，有近三成属于财产、收入超标。应该说，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这一方面说明，当地主管部门的核查是“动真格”的，没有因为这项工作会触动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而放弃原则。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地在以往廉租房政策的执行上，还存在一定的漏洞。舆论担心的是，其中是否存在权力寻租、“以权谋房”“以房谋私”的可能，要知道，去年中央和各省市的部分巡视报告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案例。

　　针对特定人群的廉租房，成了制度之外人员亦可享用的“唐僧肉”，是无章可循之故吗？非也。自１９９９年国家建设部颁布《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开始，国家部委陆续出台过多个管理办法，地方上也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廉租房的申请、核查、退出等方面，有明确的程序和“杠杠”。各地仍不时出现“不该租住廉租房的家庭租住廉租房”，问题在于政策落实和后续监管缺乏“精准度”。

　　廉租房租住对象界定之难，就在监管对象的家庭收入情况是动态变化的。有的家庭过去属于“低收入”，符合租住条件，但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若干年后可能就无法再享受这一福利。这里面，涉及一个如何退出的问题———要么退出房源，要么补交相关费用。而要掌握这种动态的变化，监管部门是需要下一定功夫的。

　　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客观上，廉租房的“蛋糕”是有限的，“饱汉”多吃多占了，“饿汉”就要继续“挨饿”。因此，要办好廉租房这件民生实事，让更多的困难家庭得益，必须增强政策的“刚性”———通过严格的核查，及时把该享受廉租房政策的人群纳入进来，把不该享受政策的家庭清退出去。否则，不仅会造成公共财政、资源的浪费，还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加剧社会不公，引发新的矛盾和问题。

　　从补齐民生短板的角度而言，今后政府廉租房建设和保障的力度，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应加强。各地应通过多方筹措资金、持续加大公共财力的投入、优先保障建设用地等措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廉租房。但前提是相应的管理要跟上，存在的监管漏洞要堵上。如果还是像有些地方那样，对违规租用人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廉租房的“窟窿”可能会越来越大。

　　补短板就要堵漏洞。管好、用好廉租房，离不开公开、透明。只有公开、透明了，才有公平和公正。实现“阳光操作”，个人申报、单位提供收入证明、所在街道居委会公示、主管部门核查等程序，就不能“偷工减料”，走走过场。同时，主管部门应加强“内控”，一旦发现有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问题，该行政处分的就处分，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就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