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其洋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经济日报》一记者撰文说，在采访政协委员时学到了两个新词：扶贫“表叔”、扶贫“表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记者会上，表示从五个方面为教育减负，其中之一是学校要拒绝“表叔”“表哥”。上海代表团在讨论时，也有人提出，现在的大学里，“表叔”“表哥”太多。

    这里的“表叔”“表哥”，不是所谓的姻亲，也不是样板戏《红灯记》里铁梅唱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更不是腕戴名表在重大车祸现场微笑而遭调查的“表哥”杨达才。就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的反映来看，“表叔”“表哥”太多，已经成了普遍现象甚至一大公害。不用调查，留心的人不难发现，我们身边甚至我们自己变身为“表叔”“表哥”的真不少，机关有，企业有，事业单位有；高校有，中小学有，医院有；社区有，乡村有……

    哪里来那么多“表叔”“表哥”？自然是因为要填写的表格太多。汇报工作，参加考评，申报项目，有必要填写表格，问题是，表格过多过滥，啥事情都要填表，一填就让人抬不起头来，甚至填表比做实际工作还重要、还费时间，不弄出一大群“表叔”“表哥”才怪呢。

    “表叔”“表哥”太多，一种是主动的，自己把填表格等同于做工作，要求别人也这样做，被群众讥为“表叔”“表哥”。就像《经济日报》记者了解的，在一些地方，扶贫干部走乡串户都带着一摞表格，填完并汇总后，只要留下表格、照片、文字、报道等“痕迹”，一次扶贫调研就算完成，再没了下文。一种是被动的，从别人那里（主要是上级领导和部门）领了表格，不得不填写的人，自嘲为“表叔”“表哥”。就像陈宝生部长所说的，上级部门拿着表来了，要填表，各种表，太多了，压得有些老师喘不过气来。

    “表叔”“表哥”太多，无论是“主动式”还是“被动式”，都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偷懒耍滑、弄虚作假。大家把时间、精力和脑筋主要用在填表上，干实事自然就少了。这些年，家长们普遍抱怨，一些中小学老师检查孩子作业也经常让家长代劳。但老师们也有“理由”：学校里，干个啥事情，都要写材料、填表格，而且一填一大堆，实在忙不过来，只好麻烦家长。高校里、科研院所里，要申报项目、评审职称、报销科研经费，得填几十张甚至上百张表格，有的不得不放下手头工作，专门对付……而且，这样的“表叔”“表哥”，会层层加码。现在就有一种很坏的现象，年度总结、季度总结、月度总结，都要写材料、填表格，而且，因为是一级一级向上报，逼得人不得不提前填写“总结表”。还有就是重复填写，这个部门有事，表格填一遍，那个部门有事，几乎一模一样的内容，又要填一遍。有些甚至是同一个部门、同样的表格，过段时间就要让大家再填一遍。甚至有些表格，填写只是走个过场，填的人不用心填，让填的人也不用心看，纯粹是劳民伤财。

    “表叔”“表哥”太多，本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还会进一步助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全国两会上，那么多人对此口诛笔伐，说明不是小问题了。不要那么多“表叔”“表哥”，我以为，像陈宝生部长所说，让学校、老师拒绝不现实，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上级给张表让你填，几个校长敢拒绝？这事儿，还得两头用力。

    自上而下。管管那些坐惯了办公室，大门不迈、二门不出的“官老爷”，要了解啥情况，让他们自个儿迈开双腿去基层。一是不能只要求下级怎么做，我们的好多“祸端”，源头其实在上头，大刀阔斧地砍掉一些“表格”，要把自己摆进去，从自己改起；二是不能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以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讲得很好听，做起来又是发文件、填表格；三是要坚持，坏作风年年在反，好多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愈加严重，就在于反一反、松一松，弄得积重难返，人人受害而徒唤无奈。

    自下而上。“表叔”“表哥”太多，说明“痕迹式”工作太多，实的东西太少甚至没有。根子则在于，评事论人，不是以实绩为标准，而是以“表格”为准则，谁表格填得好、填得多，谁就工作好、业绩好。要消除“表叔”“表哥”，评判工作就不能只看表格或由“表叔”“表哥”说了算，而是要加大群众话语权，让群众说了算，让服务对象说了算。就算是真需要填写的表格，填了些啥，不能上级说很好就很好，也要公开，让群众看看是真好还是“绣花枕头草包子”。这才是治本之策，做起来很难，但如果不做，应该想得到，“表叔”“表哥”满世界跑的情境有多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