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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2月25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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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人眼中的宁波(七)

    □田  力

    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1812-1880),英国著名植物学家。1843年受英国伦敦园艺学会派遣来华调查中国的产茶情况、茶树栽培和制茶方法。在福钧之前,欧洲人长久以来对于红茶和绿茶是否属于相同茶种这个问题很困惑,许多人认为它们产自不同种的茶树。而福钧乔装打扮成中国人模样,深入到宁波、舟山、休宁、武夷山等产茶区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到原来红茶和绿茶是用同一种叶子通过不同的加工方法制作而成,他的发现结束了欧洲长期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福钧曾于1848年、1853年两次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获取了大量优质茶树苗和茶籽,以及茶叶种植、制作、加工的全部秘密,从而将一个完整的制茶产业复制到印度的阿萨姆、大吉岭等地。本来中国作为茶的故乡,从18世纪开始,茶叶一直是最大宗出口商品,但正是由于福钧的“窃茶”行为,才使得英国殖民者能够在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大批生产价廉物美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强烈冲击了中国茶业,给中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也正因为此,有人将福钧称之为“茶叶大盗”。

    福钧根据其在华的传奇经历,完成了4部在西方颇具影响的著作。由于他将宁波和舟山作为其在华进行植物采集活动的核心区域和向内地考察的基地,故而在其著作中有大量关于宁波的内容。现以《两访中国茶乡和喜马拉雅山麓的两座英国茶园》(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and the British Tea Plantations in the Himalaya)一书中的材料为例,展现这位“茶叶大盗”眼中的宁波形象。

    福钧是在1843年秋天首次访问宁波的。彼时,英国派驻宁波的首位领事罗伯聃(Robert Thom)尚未到任,福钧在这个城市无所投靠,“对于去哪些地方、到哪儿住,一点头绪都没有”。正在此时,他从当地人口中得知宁波城内住着一位从西方来的“红毛精”,而到其家中才惊讶地发现此人原是他的一个旧相识,美国传教医生玛高温(Daniel J. Macgowan),也就是华美医院(今宁波二院)的创始人。福钧在其家中住下,度过了他在中国的第一个冬天。

    福钧经常到宁波的街道上溜达,观察这里的市井百态。他发现:

    “中国人都很好赌,哪怕是最穷的中国人也无法抗拒赌博的诱惑。每当夜幕降临,这条主街上,就会摆上很多出售橘子、糖果、各种小玩意的摊点。所有这些摊点,都有各种骰子、轮盘赌之类的,周围聚拢了一大群人,人们纷纷掏出铜钱来试试自己的手气,从他们紧张的面容和大呼小叫来看,他们的内心完全被那转动的轮盘或骰子占据了。”

    凭借植物学家敏锐的观察力,福钧对于宁波市井的刻画相当细致入微,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百年前宁波街市上商业繁荣的景象:

    “在离主街不远的地方,有很多很好的丝绸店和五金店,就像英国那些古老的建筑一样,这些商店门面小小的。门面虽小,里面却陈列着大量人见人爱的精美刺绣。这些刺绣比广东市场上的绣品要精致得多、昂贵得多,两者完全不一样。英国市场的庞大需求,诱使中国人生产出这些时尚衣物。在市场上,因为常常有英国人光顾,摆放着许多这样的东西,女人的围裙、围巾、披肩、提包,以及其它英国式样的东西,卖得最多的就是这样一些精美的绣品。

    中国人把玉看得很宝贵,宁波也有很多玉器店,加工并出售玉器。这些玉器被雕成中国人熟悉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样子。很多条街上都有印染场,用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给棉布印上一些花样,这样的印染场在全中国各个市镇都能见到。在江边的郊区,很多人从事搓绳这个行当,人们用棕榈叶可以制作出非常结实的船缆与绳索,适合帆船使用;也有人用苎麻的表皮来制作这种绳子。当然,街上还有相当数量的古玩店,陈列着各种形状的竹雕,号称可以大大延长鲜花、水果保鲜期的古代瓷器、漆器,日本舶来的装饰品,犀牛角雕制品,铜器,以及其它一些定价虚高却备受中国人看重,因而不惜重金购买的东西。”

    有一条街引起了福钧特别的兴趣,他写道:

    “我认为宁波最独特的地方是,这儿有一条街,专门生产、出售一种很特别的家具,来过宁波的外国人把这条街叫做‘家具街’。街上摆着床、椅子、桌子、盥洗盆、柜子、衣橱等,这些东西在造型上很有中国特点,精心嵌入各种木料、象牙,很能体现中国的人情、风俗,实际上,也是中国和中国人的写照。每个看到这些家具的人都会喜欢它们,但十分奇怪的是,好像只有宁波出产这些家具,另外几个通商口岸,包括上海,都见不到它们的身影。当然,这些昂贵的家具,也只有那些有钱人才用得起。”

    福钧所描述的家具应该就是清代宁波地区生产的一种传统家具——宁式家具,它因造型优美、做工精湛且多采用镶嵌骨石工艺而闻名于世,自成一派。这也是目前所见西方人最早有关宁式家具的介绍。

    福钧在其沿着甬江到宁波的航行过程中,注意到两岸有很多的草房子,细问之下才知原来是冰库。他对这些结构简陋的冰库充满好奇与疑问,在书中详细地描绘了冰库的样子,并附上了素描:

    “这些冰库的地基和周围的土地几乎一样高,地基大概长20码,宽14码。用土坯和石头砌起来的墙非常厚,高12英尺。实际上,与其说它是堵墙,不如说是一段堤。墙上有一扇门,门外与地平齐,方便把冰块搬出来;门内则有一个坡道,可以把冰块顺着坡道送进去。墙头,或者说堤上,架放着高高耸起的屋顶,用竹子搭建而成,上面铺着厚厚的稻草,乍看上去,很像英国的干草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构造,竟然可以在夏天很好地保存冰块——而且是在像中国这样火热阳光下的夏天!”

    经过多次检验,福钧认为冰库的质量令人满意:

    “1844-1845年间的冬天是一个暖冬,这一地区的池塘、运河里很少或者根本就没结过冰,冰库自然也没有新冰入贮,但很多冰库还是贮存了大量的冰块。这些冰都是前一年存放在那儿的,就这样,市场上仍有冰块出售。而这些冰块至少已经存放一年半时间,甚至更久。”

    福钧描述的冰库在清代宁波地区颇为普遍,因为在夏季,冰块对于鱼的保鲜与贩运至关重要。据民国《镇海县志》记载,嘉庆年间,甬江沿岸已有冰厂80余座,容量2.6万余吨。

    总而言之,福钧对宁波的印象很好,认为这个城市是一块富庶之地,“本身很大,周边人口也很多,又有便利水运连通全国各地,所以宁波的对外贸易也可以做大”。

    【出处】福钧著《两访中国茶乡和喜马拉雅山麓的两座英国茶园》(上篇)第六章插图  【内容】甬江沿岸的冰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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