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员们正在与捐献者家属沟通。

　　上接01版

　　但是，好不容易坐到了他想见的人面前，华永飞突然又说不出话来了。老人突然晕倒和儿子被抓是同一天，他不确定两者间有什么联系，也很难想象面前这个刚刚得知噩耗的年轻人内心正承受着怎样的煎熬。他紧张地盯着对方拿笔的微微颤抖的手，心里想，万一这个孩子受不了刺激做出伤害自己的傻事，自己得跳上去阻止他。 

　　还好，这孩子只是哭，摇头，他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这个时候跟他讲拿他爸的器官去救别人，他脑子跟不上趟，思维完全混乱。 

　　每个协调员都知道，和患者家属谈捐献，时机很重要。章娉的经验，家属刚得知病情无法挽回时，第一反应是否定，怎么会治不好？如果这会儿提出捐献的事，他们往往会想，是不是你们医生故意不治？当家属慢慢意识到即将面临生离死别，情绪会崩溃，无法接受；一旦度过这个阶段，他们的心情会慢慢平稳，接受了这个事实。这个时候协调员介入，他们的态度会好很多。 

　　但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三四天的时间，这一次，华永飞等不了那么久。 

　　华永飞问他，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他帮忙。年轻人说，他就要他爸。华永飞安慰了一会儿，帮他慢慢理清眼前的现实。然后劝他，说器官捐献是你父亲的意愿，他希望可以帮助别人。现在爸爸已经走了，以后你肩上的担子很大。要学会果断抉择，承担责任。

　　在和家属沟通的时候，华永飞一直小心翼翼地掌握着分寸。在他看来，协调员的责任只是发现潜在捐献者，向其本人或家属说明器官捐献的意义，如果对方同意，再帮助完成捐献手续。就算心里再想促成此事，他也不会死缠滥打，毕竟，生死大事，必须由家属深思熟虑后自己决定，万不可一时冲动将来后悔。 

　　也许是为了成全父亲，也许是对自己的救赎，痛哭一场后，这个年轻人最终点头了。看着他签字的时候，华永飞的心情难以形容。他说他和同事们失败了好多次，要么在哭成一团的家属面前极难张口，要么被人一口唾沫加一个耳光。有时候，他们在重症监护病房，用尽一切办法维持着一个已经没有希望的患者的血压和心跳，就是为了家属回心转意的那一线可能，但一次次都在失望中眼睁睁地看着患者死去。所以这一回，一个身陷囹囫的年轻人的选择，让他肃然起敬。 

　　华永飞一直感激这个年轻人，他行医十多年，之前觉得，治病救人能依靠的只是科学。但如今，手术做得越多，越能体会到疾病面前医学力量的有限。有时候，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大字不识几个的，甚至犯过错的平民的义举，胜过许多专家教授的努力。

　　和那些刚刚失去至亲的家属沟通的时候，贴近他们的痛苦，体会他们的哀伤，有助于一个医生学会悲悯，使他在经历了千百个患者之后避免职业性的麻木无情，始终怀着对生命的敬畏之心。

　　情与法的纠结

　　不是每一例捐献都那么顺利，王高卿曾经百般纠结地劝一个有捐献意愿的患者家属放弃。 

　　这是个让人心酸的故事，患者是一名年近六旬的机关工作人员，生前曾经表示过百年之后要把器官捐献，家人也都支持，除了他80多岁的老父亲。 

　　那个老父亲其实也是个开明的老人，虽然年岁已高，但是头脑清楚，知书达礼，王高卿也有把握能把他说服。但患者的儿子却提出来：“捐献这件事，能不能不让爷爷知道？” 

　　原来，患者还有一个儿子，几年前死于意外，家人怕老父亲接受不了一直瞒着，就说这个小儿子执行特殊任务去了一年两年回不来，还经常伪造书信让老人安心。老人家平时看书读报，知道器官捐献的原则是必须要小儿子签字的。家人无法在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这样的法律文书上伪造一个签名，也无法直接告诉老人真相———他承受不了一连失去两个孩子的打击。在这个两难的抉择中，他们只能选择放弃。 

　　当然，这只是许多充满遗憾的故事中的一个。 

　　2010年8月，浙江启动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杭州、宁波、温州被列为首批试点市。当年12月，宁波7名一线医护人员成为首批协调员。一年后，孙永海成为首例器官捐献志愿者。 

　　从孙永海到刚刚离开的“天使奶奶”，华永飞、王高卿和同事们见证了近50名志愿者献出生命礼物，但这个数字在合适捐献且本人或家属也有此意愿的总数中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没有实现的原因各种各样，比如，个别家属不同意，比如，原本都同意了最后一刻又在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中反悔；更有家属全部签字同意，却在进手术室前，有一位家属站出来反对，一切前功尽弃。

　　章娉还遇到过这样一例，年轻的东北姑娘因为意外重伤，在章娉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姑娘的家人全部同意捐献，唯独母亲一人不松口。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母亲想通了，躺在病床上的姑娘却因为全身感染，无法手术；还有些患者，像杨洪祥一样父母都在遥远的深山，但是他们等不到协调员千里迢迢走一趟拿回签名，病情就急转直下撒手而去；另外有一些是因为找不到法定家属———结过婚，但是配偶因为某种原因不辞而别联系不上；或者曾经收养过一个孩子，但这个法律意义上的养子在成年以后没了来往且不知去向…… 

　　听起来有点让人惋惜，但这就是协调员的原则。实现捐献必须有两条底线，一条是医学上的，即患者必须已经死亡：处于没有感受性和反应性，没有自主呼吸和自主运动，没有对光反应和生理反射，脑电图平坦的状态下，并且需要两位专家反复测试结果无变化，才可以确认死亡；另一条是社会学上的，比如要符合相关法规，要不影响这个家庭本来的生活，这条底线没有上一条那么明确，但同样需要严格遵守。 

　　有人会提出过异议，为了成全一个老人的安详晚年中止捐献尚可理解，因为家属找不到而放弃死者生前明确表态过的意愿是否合适值得商榷。毕竟，那个久无联系的家属可能根本不关心捐献者的死活，因此而减少一个治病救人的机会会不会太可惜？ 

　　一些协调员原来也有这样的困惑，但后来慢慢达成了一致：很多事情从不同的角度看，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它需要一个规范，如果没有这个规范，那么可能会有人为了一己私利钻空子，对于器官捐献这件事来说，是非常可怕的。 

　　根据相关报道，由于我国器官移植起步晚、治疗不规范、发展不平衡，2007年以前，器官供体资源的严重缺乏，引发了器官买卖的暗箱操作，有人为高额利润铤而走险，大医院附近器官买卖广告随处可见，违法的“黑市移植”问题非常突出，还吸引了日本、韩国和中东地区的患者到中国来“器官旅游”，接受移植手术。为此，中国政府在2007年通过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强化脏器移植管理，而这也成为协调员们唯一能依据的“规范”。 

　　《条例》中规定，“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捐献、摘取该公民的人体器官;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但是，它没有明确说明，如果器官合适捐献，但有个别家属找不到怎么办？如果死者生前愿意捐献但家属不同意怎么办？ 

　　面对法律空白导致的遗体所有权、使用权等伦理问题，宁波和其他地方一样，只能采取最保守的态度：只有每个法定家属找到并且同意，捐献才能进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影响了捐献的效率。

　　协调员和医院都希望，中国能尽早为器官移植立法，让他们有明确的“规范”可依。

　　越来越多的信心

　　协调员们坚持下去的动力，是重获新生的美好。  

　　一个月前，华永飞刚给一名来自天台的夫妇做了肝移植手术。患者是个贫困的外来务工人员，肝硬化，原本希望渺茫。但是比他小了10来岁的老婆说，不惜一切代价要救。她没日没夜地打工，在没有确定肝源的情况下就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巴巴地等着，终于等到了，手术也很成功。 

　　恩爱夫妻能白头，是件多么好的事。同病房的患者又感动又羡慕，同时也感慨：“在中国，捐献的人实在太少了，每人都想从锅里舀汤，却不愿往里头兑肉。” 

　　旁边老公插了一句：“你能做到吗？如果我出了意外，你愿意捐出器官吗？” 

　　老婆“啪”地打了他一下，“不是还要去赶飞机嘛，能不能不说这么难听，赶紧给我呸三声！” 

　　华永飞在一旁听着，若有所思。 

　　这是很多协调员的共识，器官捐献，其实不止是一个道德和伦理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和生死观的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氛围下，很多人对于死亡连谈论都忌讳，何况真实面对呢？我们出行要看黄历、考试要求签、做生意结婚都要取黄道吉日，说到底，是不太愿意接受意外和痛苦；但一些西方国家，对于死亡要比我们坦然的多。很多人相信身边的人都是兄弟姐妹，死亡只是短暂地分开，最终都会生活在一起，这样就会慷慨很多。在美国，大部分州采用了领取驾照时登记捐献器官意愿的制度。纽约州规定，年满18岁的公民可在申领驾照或驾照延期申请表时，签字成为器官捐献者；比利时和西班牙，采取的政策则是“默认捐赠”：你必须明确拒绝，否则就等于你默认死后会捐献器官……而中国，你我之间，大家与小家之间，分得太清楚了。 

　　但是，逐渐增长的捐献数字，也让协调员们对未来有了越来越多的信心。 

　　鄞州二院器官捐献办公室副主任凌晖讲了这么一件事，11月1日晚上，鄞州人民医院有位重症病人脑死亡。他和章娉立即赶去时，病人家属都已经从湖北老家赶来，包括正在念高三的女儿小蔡。

　　当时，小蔡打破众亲友的一片沉默，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同意：“爸爸总是要我做好人，要我尽可能地去帮助别人。他说过，做些好事，帮助别人，自己心里就会快乐。我相信，爸爸一定会支持我这么做。”

　　一番话，凌晖十分感动。得知小蔡家境困难，父亲出事后缺了顶梁柱，彻底失去了经历来源。凌晖当场表示，小蔡将来考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他愿意承担。

　　“努力了这么久，我从小蔡身上看到了这代人的希望。将来，我们会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轻松。”凌晖说。从刚开始的困难重重，到现在一点点看到光明前景，“我们现在做得这些事情，最大的愿望就是若干年后，我们的国家不再有我们这支所谓的‘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 记者 樊卓婧 陆麒雯 通讯员 谢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