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传统文明的活载体    

   在现代汉语中，“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词常常被互换，近乎被公认为共通词。我们这里采用了稍为狭义的解释，将文明放在文化之上。在时间上，还未跨进文明门槛的史前文化称为“文化”，之后，便称为“文明”。另外，文明亦被作为一个泛称，如相对于中国文明、中华文明，在中国范围内的地方文明便被称为“地方文化”；甚至城市文明或一个时期的城市文明，相对于中国文明和中华文明，亦可称为“文化”。

    中国文明的基本，即其价值观体系，乃儒家思想。它所揭示的人与天（地及自然）、人与人和国与国的关系，支撑了一个大国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的进步、繁荣、统一和秩序稳定。它是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演变的背后原则，规范了中国各行各业的活动和发展，也成为统治者和百姓的行为准则。

    城市是文明的载体，因为它是行政、教化、非农经济活动等的支点，也是为农村和农业服务的中介地。历史上城市的演变因而自然地体现了文明的演变。

    由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及其他文明的不同，中国城市也自然地与西方城市出现不同的特征。我们不能说中国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其他文明不是真文明；同样地，中国城市只是全世界城市中的一个类别，它有它的特点，因为它体现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中国文明。

    正因为中国文明建基于农业和农村，致使中国城市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然而，从文明的主要载体——城市来理解和研究中国文明，应是必经之路。事实上，从农村看中国文明或儒学的演变，是看不出多少东西的；但在城市里，文明的演变因为高度集中，而更易被理解和体现出来。从城市看历史、看文明的演变的思路和方法便理应受到高度重视。

    ■西方的城市观有值得中国借鉴的东西

    在英语世界中，城市（city）与文明（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的同一词根cit，对西方人而言，城市就是文明本身。这也使得西方城市研究蔚为大观。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讲法，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其与西方城市相较，既不像古代的“城邦”，也没有中世纪的那样“城市法”，没有独立的市民阶级和特权行会，故而中国城市不可能走向西方的格局。

    但西方的城市观有值得中国借鉴的东西。首先是历史文物的保护。二战中，欧洲很多城市的历史遗迹被炮火摧毁，二战后，很多城市将主要历史文物按原样重建。再看巴黎，它的市中心大面积地完整保留了18至19世纪的风貌，新城建设被规划在老城区之外。

    再比如，20世纪初由英国倡导的花园城市概念，与我们常说的低碳城市、绿色城市一脉相承，提倡在城市生活也要有与大自然接触的机会，提供城市人舒适的生活体验。此外，西方对城市污染的治理，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高楼越建越多，更国际范儿了，这其实并不是受到西方城市文化的影响。中国城市文化的基础一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是经济结构、科学技术都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中国，引进先进工业技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不可避免地带来城市的变化。大型工业区、商务区也会如西方城市一样涌现，带来城市面貌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经济驱动力和全球经济交流所导致的，而并非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现在的中国，按行政级别来设立城市的传统价值观没有变，那些变化其实只是为吸收先进经验，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本价值观没有变化。

    ■中国城市文明有哪些特质

    中国城市文明主要有四方面的特质：

    一、中国城市历史悠久且连绵未断。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城市化动力和空间分布形态基本保持不变”。当然，中国城市在历史中也发生过变异，城市重心由中原逐渐向南方移动，方形的城市结构不断被突破。

    二、中国城市建设的主要动因来源于政治而非经济。中国城市从一开始就是基于“筑城以卫君”目的建立的，“是王权而不是商人，促进了城市的出现和崛起”。正是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广布于江河山川间的上千座城池有了较为统一的形态。这类城市称之为“行政型城市”，它们是消费性的而非生产性的城市。

    三、中国的城市与乡镇是一体的。就中国而言，城市是镶嵌在密密麻麻的乡村网络中，而不是如西方那样成为独立于乡村的“城邦”或“自由地”，它和农村休戚与共，并不存在某种比农村农民更高级的城市文明。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概念一开始就是一个大单位概念”。

    四、中国城市规划的指导原则是儒家思想。长期以来，儒家思想不仅主导了中国的乡村社会，也是城市社会的根基。在古代城市的选址、方向、布局、城墙、市井及规模上，我们皆可发现儒学的踪影。尽管《周礼·考工记》被考证为春秋战国时期成书，但它最完整地归纳了儒家思想的“营国”理念，它将封建等级、敬天祭祖、人伦纲常和天人合一等意义充分运用于城市的建造中，形成包括中轴对称、左祖右社和前朝后市的空间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