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沧桑（局部）

碧溪春深

　　金锡逊

　　每逢文学论争，总有人提出疑问：鲁迅为何不写长篇小说？甚至有人以此怀疑其在文学史上之地位。其实，这是异代观事，以今度昔，不知当时的历史背景。

　　鲁迅的一生挚友、同学、１９０２年日本弘文学院中国官费留学生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就提到：“有人说鲁迅没有做长篇小说是件憾事，其实他是有三篇腹稿的，其中一篇曰《杨贵妃》，已经准备就绪，几乎就要濡毫了。”

　　许寿裳说：“他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性格，对于盛唐的时代背景、地理、人体、宫室、服饰、饮食、乐器以及其他用具……统统考证研究得很详细，所以能够原原本本地指出坊间出版的《长恨歌》画意的内容的错误。他的写法，曾经对我说过，系起于明皇被刺的一刹那间，从此倒回上去，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似的映出来。他看穿明皇和贵妃两人间的爱情早就衰歇了，不然何以会有‘七月七日长生殿’，两人密誓愿世世为夫妇的情形呢？在爱情浓烈的时候，那里会想到来世呢？”（引１９８１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亡友鲁迅印象记》第５１页）

　　郁达夫说：“朋友的鲁迅先生，从前老和我谈及，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那里看不破安禄山和他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心里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那里会不能保全她的性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所以梧桐秋雨，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的收场。”（引《奇零集》第６７－６８页，北新书局１９２９年版）

　　两人所说相同，当非虚话，而据后者所说鲁迅的计划更周详，几乎是列出了结构提纲。

　　鲁迅还有过写剧本《杨贵妃》的计划，孙伏园说：“鲁迅先生的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第３７页）

　　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用日文写的信中，鲁迅还忆及考察西安旧事：“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摹想的好。”（引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６年８月版《鲁迅书信集》下卷１１６０页《致日本人士书信》编号４０）

　　《鲁迅日记》记载去西安事，１９２４年７月７日“向西安，同行十余人”。８日抵郑州，９日抵陕州，１０日夜泊灵宝，遇逆风雨，１２日夜泊阌乡，１３日抵潼关，１４日抵西安，１５日游碑林，１６日观秦腔，１７日游慈恩寺……２１日至２９日讲演11次，内容全是中国小说史。

　　８月４日离西安，经渭南、华州、潼关、函谷关、洛阳、郑州，１２日抵北京前门，结束了36天的陕西之行，结果是不想写长篇历史小说了。他对孙伏园说：“我不但什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第３９页，１９７９年安徽人民出版社《鲁迅年谱》第２２３－２２７页编月史）。于是这部《杨贵妃》就无从问世了。

　　甚至晚至１９３２年，陈赓秘密到上海治病，鲁迅还约见陈赓面谈，问及农民的生活、卫生的条件。当陈赓说到苏区人民房子四面都开了窗，鲁迅为空气流通、农居改善而高兴。又让陈赓详细讲述红军作战经过，陈赓边讲边用铅笔画了战事地图。当陈赓走后，他准备写一部反映红军斗争的小说，保留了这张地图。此事众所周知。

　　为什么鲁迅终于没写长篇小说呢？许寿裳认为：“鲁迅则行文敏捷，可是上述的好多篇腹稿和未成稿，终于没有写出，赍志以没了。其原因：（一）没有余暇。……（二）没有助手，他全集二十大册，约六百万言，原稿都是用毛笔清清楚楚地手写的。此外，日记和书简，分量也很可观。浅见者说鲁迅的创作只有七大册，翻译多于创作，似乎还比不上外国文豪们的著作等身；殊不知照一个人的精力，时间和事务比例起来，是做不了这许多的。他们誊稿和写信，或许有书记助手可以代劳，但是鲁迅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亡友鲁迅印象记》第５２至５３页）

　　以鲁迅对小说的研究，如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以鲁迅对古小说的整理，如辑《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以鲁迅对外国小说的翻译，如《死魂灵》、《毁灭》各方面来看，确实是具备了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写长篇的能力。可是，辛亥革命的未成，军阀的混战，京闽粤沪的辗转……他还有什么工夫写长篇呢？去西安“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恐怕也是弦外有音，未必是指“沙尘暴”之类的自然现象，可说是连写作的心思都没有了。后来别说长篇，连短篇小说也少了，干脆拿起短兵器———杂文———进行白刃格斗了。

　　先生如果有长篇小说，其精彩必不下于《阿Ｑ正传》。先生没来得及留下长篇小说，张承志叹为“先生吃亏了”，但他对文学青年的培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贡献使后人永远记住了他，他自己也许根本没有考虑什么吃亏不吃亏，然终究不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