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过去这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快速的发展，劳动分工细化了，各行各业出现了，社会分层显著了，不仅仅收入差距大了，而且围绕着许许多多的问题，甚至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都很激烈。

　　我们的法律是反映人民的利益的，但是，人民本身不再像过去那样铁板一块了，那个抽象的人民，今天在职业分工、劳动分工当中，具体化和分化了，他们具体的利益其实已经跟人民利益的概念不一致了。人民对当下的利益判断会有分歧，比如我们讲的买房问题，我买了房就不希望房价下跌，我没买房就希望房价下跌。这些都是人民，你不能说谁不是人民。

　　对于这些分歧如何解决？一旦分歧明确以后，就会影响人们的判断。我们发现所有民主程序和过程，只能征求更多利益表达和更多立法意图的理解，但是立法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要平衡利益和分配利益。除非各方利益能够妥协，在妥协当中达成一致，民主过程本身是不可能消除利益分歧的。

　　一定要用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缓和利益分歧和冲突，尽可能把这个冲突保持在社会的政治秩序范围内。也就是说通过立法或者有立法意味的行政措施或者政治决策，包括具有立法意味的司法来协调利益冲突。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来努力实行综合分配，平衡各个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一定要努力培养和创建现代中国人的共同体感。人不大会关心陌生人，除非陌生人在某个方面进入自己的共同体，你才会愿意与他分享某些利益。一定是在一个群体内，才可能对所有人来实行分配。要尽可能把中国所有公民都纳入到这个群体当中来考虑，有了这种共同体感，才可能在分配利益的时候，考虑到平衡的部分。

　　共同体感靠什么来建立？很大程度靠平衡各种利益慢慢培养，实际上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建立？主要不是靠学者来说服，我觉得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引发了社会分层、职业分工、利益分歧，导致立法上的难题，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经济社会的发展在重构中国社会。

　　政治精英作为立法者和政治行动者，必须履行自己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必须继承“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在一个非常开阔的视野当中去理解，不但要能够理解分歧，而且要能够明智地应对，要整体谋划长远利益、现实利益、各个利益的平衡。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