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鸿杰

    我老家位于北仑与鄞州交界的龙山脚下，村庄的名字叫钟家桥。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母亲为了增加收入，开始种蘑菇。

    先是在两间新建的平房里搭建菇架。用粗毛竹搭起四个巨大的井字架，每个菇架需要搭五层菇床，每层高度都在一米左右。搭完最后一层，父亲的手就已经够到了屋顶。井字架的中间还要再架几根毛竹，构成几个小号的井字架。再把每块空隙用苦竹填满。苦竹的粗细比较均匀，做菇床的支架特别好。接着开始围边。在毛竹上凿几个孔，插几个厚竹片，然后用细长的篾青交叉着穿过去，最后把排列整齐的一根根篾青也全都扎紧。

    菇架搭完，先要晾霉，就是等梅雨季节过去。然后等忙完双抢，才开始准备底料。底料种类不少，有红的黄的，有褐色的，还有黑色的。红的是早稻草，我们叫红稻草。稻草就在自己家的田地上。稻子收完，父亲一说“扎稻草”，我和姐姐就开始把一些散落的稻草拢成一堆，然后抽出其中一束从上头把它们缠上。看着一捆捆稻草整齐地挺立着，我觉得自己像说书人口中的武将，正在沙场上统领千军万马。沙场上的阳光，干净明亮，带着高远辽阔，带着爽朗清香。

    麦秆也是宝。那时候种麦子的人不多，为了收麦秆，我跟着父亲去过好几个村庄，最远的到过东钱湖的边上。当时，我以为那就是书上写的大海，有渔夫捕鱼，有烟波浩渺，还看到过一张巨大的渔网，在岸边的竹竿上晃啊晃。

    种蘑菇需要鸡粪和牛粪。那时我常常跟父亲去邱隘，那里有很多从事养殖业的人家，收购这些东西不在话下。还需要许多的泥块，大多是从田里挖来的。还有些是在河里、井里挖来的淤泥。挖来的泥土要晒干，晒干的泥块要捏碎，还要用竹筛大小分开。

    万事俱备，开始堆料。稻草铺一批，麦秆铺一批，牛粪鸡粪铺一批，每一层菇床需要铺好几批的底料。堆完这些还要杀菌。门窗全部关闭，在房子的四个角落点起煤炉，开始加温。还要在事先留好的墙洞口烧火，把烟都灌进里面。这是一种古老的熏蒸，需要持续好几天。

    几天之后，可以放菌种了。菌种是提前预订的，装在一个个玻璃瓶里，用一种特制的小耙子，把它们一点点抠出来，倒进脸盆，再码在堆好的料上。铺好菌种，最后盖泥块。先把大泥块盖上，然后不停洒水。同时，在每一层菇架上接上电灯，保障蘑菇房足够的温度。

    耐心地等上几天，菌种就长出了白色的丝。细细长长的丝，沿着无数的微孔，一点一点窜出了大泥块，感觉所有的菇床亮了起来。这时候，还要在大泥块的缝隙里加小泥块，直到每一层料的平面都整整齐齐。

    国庆节一过，蘑菇房的架子上，黑色的泥土开始有白色笼罩，它们像圆圆的小伞，像白色的云彩，像月光下的航船，又像一个个光着身子的小孩，顽皮可爱。

    采下来的蘑菇怕高温，所以采摘的时间常常在凌晨。这个工作，母亲比较擅长。拿一个竹篮，垫一块白色的纱布，爬到菇架上，弯着腰，抬着手，轻轻拨开泥土，把合适的蘑菇连根拔起，放在纱布上。一个一个，一层一层，全部排列好，保证不被压到。

    当时的蘑菇主要是卖给宁波罐头厂，做成罐头，出口到日本和欧洲。罐头厂在供销社设了收购点，负责人对蘑菇的质量非常讲究。个头中等，根蒂圆润，色泽白嫩的算一等品，每斤价格估到一元四角。那些柄和盖有些脱节的蘑菇，俗称“开伞”的，算二等品，每斤最多

    给八角。有时品相不好的还不要。

    后来主宰农民收成的罐头厂降低产量，也减少了收购量。父亲就开始用自行车装到城里的市集去卖，再后来，在农机厂打工的母亲也辞了职，和父亲分头穿梭在市场和大街小巷。

    当时我刚刚上学，星期天会跟着母亲一起去卖蘑菇。印象中，母亲总是戴着灰色的围巾，穿着灰色的罩衫，站在市集的一个角落。她的身前放着一个黄色的竹篮，竹篮上白色的纱布半遮半开。她用响亮的声音吆喝着：“蘑菇，便宜嘞”“天亮摘来的蘑菇，便宜嘞”“自家种的蘑菇，快来买嘞……”叫卖声中，不知哪里卷来了一阵风，母亲迅速盖下纱布，提起竹篮，转过身，把蘑菇紧紧地搂在了怀中。那一刻，她灰色的身影，像极了一颗发光的星星。

    蘑菇一开始卖不掉，八角一斤的价格也没人要。剩回来的蘑菇，黑不溜秋的，像一朵朵栀子花失了颜色。当时，我们家的饭桌上总有各种蘑菇做“帮头”，什么蘑菇炒咸菜，蘑菇炒青菜。一开始，觉得鲜美，吃着吃着，我的胃口就有些倒掉了。幸亏靠着蘑菇的物美价廉，父母的生意渐渐有了一些回头客。

    蘑菇一批接着一批，生长速度很快，父亲和母亲开始每天早晚分两趟去卖。早上五六点钟出门，去的是宁波张斌桥菜场，中饭前赶回来。下午再摘两篮，到邱隘或者五乡的集市去卖。那时候路况不好，车辙印又深又多，父亲和母亲总是骑行在相对比较平的路边，以免吊在箩筐里的蘑菇篮颠簸。有一天早上，马路对面来了一辆大车，车头的灯晃了父亲的眼，他连人带车摔进了沟中。父亲的脸破了相，耳朵也出了血。后来，因为没及时治疗，又发展成了中耳炎，至今他的耳朵遇到感冒鼻塞就会嗡嗡作响。

    再后来，蘑菇的生意越来越好，需要在蘑菇房里把采下的蘑菇先切好，一两二两地包上几包，再放在大一点的背篓里去卖，每斤的单价也涨到一元四角。那几次回来，父亲母亲的篮筐都是空的，口袋里都是鼓的。那一堆硬币、分票和角票，有的锁在五斗橱里，有的藏在樟木箱里。

    有一天晚上，父亲喝了好几杯酒，然后红着脸出了门。母亲不放心，让我拿件外套在后面跟着。跌跌撞撞的父亲，又来到了蘑菇房。

    “这排蘑菇，给你姐读书。”父亲指着一排菇架，眼睛盯着我，“够了吗？阿杰。”我迷迷瞪瞪地回答：“够了。”父亲又指着另一边，“这排蘑菇，给你读书，好不好？”我嗯嗯点头。“这排给你们读高中，这排给你们读大学。”父亲的手指指点点，晃着我的眼。忽然，父亲一跺脚，手指往上一翘：“还要给你妈买个金戒指，呵呵！”

    父亲在蘑菇房里漫无目的又兴致勃勃地走来走去，一边摸着菇架上的泥土，一边不停地说着。说着说着，他靠在了菇架上，又渐渐滑坐在了地面上。我刚想去扶，却被父亲一把搂住了。那是父亲第一次这么紧地搂我。他一只手搂着我的肩，一只手摸着我的头，“要好好读书知道吗？”“要听你妈的话知道吗？”“你妈当年考上了镇海中学，没钱去读知道吗？”那天的父亲，话越说越多，声音越说越轻，还不时地揉着眼睛。

    那个深夜，月色明亮，我扶着父亲慢慢走回家。月光之下，山峦像一个个巨大的蘑菇，静静地等待采摘。父亲一路絮絮叨叨，说个没完。

    四十年前，父母开始种植蘑菇，供我和姐姐读书。直到1992年我们姐弟参加工作，他们才改种了其他劳动量小一点的作物。但是，三十年来，无数次来到我梦中的，总有那两间白色的蘑菇房，还有年轻的父母，在不停地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