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春的一个早晨，淅淅沥沥下着雨，瞻岐的二位年轻人杨望儒、王汝希从家出发，冒雨走向咸祥。经过大嵩时拐到桑家，叫上桑文磁同行。从瞻岐到咸祥20里地，他们要去参加同学朱骧的生日聚会。

    朱骧（1899-1966），字君襄，名骧，又名薇卿。父朱芙亭，早年成秀才，读郡学，颇有文名，只是科场屡失意，后绝功名之念，闭门在老家教书。朱骧先随父读，13岁时就学郡城，又返乡与朱芝篆同游于汪孟邻。1917年夏，经朱浩介绍，谒见杨霁园先生。两年后，拜在霁园门下，就读于西岙养微山舍及又园，终学成古文法。朱骧成年后，往返于甬、沪之间，曾任上海至汉口的长江轮船经理十年。而他始终以古文辞鸣于外，以交接文人墨客为平生快事。

    此次朱骧四十岁庆生宴，由同学张成倡议，原先准备办在张成老家的天机楼，后改成海抱楼，最终设宴在囊斋，参与者杨望儒等9人。这一顿喝，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傍晚，个个一醉方休，囊斋热闹至极。时同学正值青壮，意气相投，慷慨激昂皆意料中事。事后各又写诗文纪念。桑粹臣作《题囊斋》：

    斋小如囊未厌贫，幽寥自足养天真。巷回车马无豪客，壁贮诗书疏俗尘。阮籍漫分青白眼，东坡应悟后前身。桃源有路君须问，我也相从学避秦。

    囊斋是朱骧对自己书斋的命名，源于《易》：“括囊无咎”，意谓藏起锋芒，为自身的安全不说话。朱骧素喜直言，以此得罪过人。名之“囊斋”，无疑含儆戒之意。朋友童第德却另有解释，其在《囊斋五十赠言集序》中认为，朱骧“其才足以用世，吾意他日者，当如锥处囊中，脱颖而出，可无疑也。”童君对于他才学的评介或许中肯，预言他脱颖而出仅是心愿。杨门弟子群体，多出生于清朝，历经改朝换代，一身文武艺，往往不苟合势而沉冥以终。

    朱骧家宅原先为西宅祖堂边小屋，1928年，新建成三间楼屋，囊斋辟于其中。现楼基本完好，只是住着别人了。

    朱骧埋头囊斋读书写文章，同时也抱着学以致用的态度，对一乡一族公益之事关切且乐于付出。朱浩曾称赞朱骧“于乡修海塘，浚河渠，主乡政，持学校，饬杨令祠，理家庙”，他能精细管理建筑工程所需各种材料及人工的预算，及至盐、米等琐碎的支出，账目明白，使奸吏巧贾无可乘之机。对于乡史的整理记录，朱骧不遗余力。鄞令杨懿大嵩治水之德，在咸祥影响深远。1935年，朱骧应杨公祠董事朱觉之请，撰《重建杨公祠碑》，考证了杨公祠自乾隆四十三年起在咸祥的4次重建、扩建，颂扬杨公的千古功德，记述咸祥民众对他的爱戴之情。杨公36岁因辛劳殁于任上，遗留《治鄞政略》一书，咸祥泽被既深，士人曾两刊之，至1935年，咸祥士人进一步搜集杨公遗文，三印《杨公治鄞政略》，包括禀谕条议二卷，诗略一卷，志传一卷，并附祭文等，收入齐全，可以说是纪念及研究杨懿的权威版本。其中朱骧于统筹、编辑颇多出力，并撰《治鄞政略题后》。张成欣闻重印治鄞政略，题诗祝贺，云：“莫道旧编无缺漏，广搜遗典付重雕。”

    1936年，朱骧主纂《四明朱氏支谱内外编》，这是一本充满野心之作，内容广博，远非一族家乘之体量。他所邀请的写作、采访团队豪华：先生杨霁园及15位以上的同门共同参与。在修谱的最后阶段，团队下榻在松柏成荫的山隐寺，师生协力，于当年农历七月顺利付印。

    朱氏支谱除了“始祖源流、世系繁衍”等谱牒标准内容之外，更扩充山川、风俗、义举、乡塾、文辞、星野、灾异、赋税、防兵、物产、社庙、禅庵、交通等分类另成内外编，搜稽翔实，涉及咸祥滨海地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堪称一部私家乡镇志，年岁愈久愈显其史料价值。内外编成书之后，朱骧寄沙文若并附信。之前文若已受请题签：“四明朱氏支谱。中华二十五年九月同里沙文若敬题”。收到实书，文若回信云：“君襄我兄大鉴：奉惠书并尊辑。贵宗家谱搜罗之广、审订之详，实为省、县志之长编，不仅一家一乡之事也，敬佩敬佩。题签未标内外编，初意以为支谱总分内外编，奉读全谱，始知内外编单行，名实未符，至用抱歉。专复申谢，顺颂箸安。弟若顿首。十月廿三日。”沙札对家谱作了赞扬，同时认为自己的题签若加上“内外编”更好，此中可体会沙文若的谦逊与严谨。

    杨霁园对朱骧有个“三好”的评价：“好文字、好宾客、好直言”。好文字，他著有《西港漫稿》诗集及《囊斋文存》，笔耕不辍。好直言而惹祸，1939年农历五月蒙冤，与其师被当局软禁于鄞西黄古林半年，可叹杨师在归家后第二年即病逝。好宾客，朱骧请同学来家吃饭，往往一饮连日夜，沉醉为止。他最豪迈的一次请客在上海住所，他的五十岁庆生宴，据朱浩《囊斋五十燕集图后记》，参加的名士20余位，如冯都良、潘伯鹰、葛夷之、沙孟海、邓散木、朱怙生、魏友棐、陈从周、况又韩、陈蒙庵、蔡味逸、喻雪蕉、何时希、严随庵……朱骧同窗何仲刚、卢石臣、郑挹芬、周采泉等共同出席。

    从朱骧的交往看，举目望去皆书画金石家，故收藏书画实亦为他之好。他早年与朱浩数次共赴上海拜访康有为，畅谈古今，并有书翰往还。《四明朱氏支谱》收录有4件康有为回复朱骧的信札。某次在上海，朱骧带了一包书画去装裱，内有明文休承书《醉翁亭记》、清姜宸英书《王子安风诗》，及蒲竹英山水、康有为书札，不料失之车上。杨霁园听闻后，耿耿难忘，他认为，康札未必工，但是与君襄息息相关，所以丢失非常可惜。

    杨门弟子中，较早过世的几位，诗文遗作散失殆尽。朱骧大概意识到这一点，搜辑师友诗文愈勤，自己手中之笔也一直不曾搁下。1955年，他在沪又主纂并刊印《四明朱氏支谱内外续编》，由王福庵题签，何友梁作序。内容为他检藏的故去师友相关作品、健在同道的近作，及冒广生、叶葱奇、陈运彰等名士来囊斋小聚或互相酬唱之诗文。上文沙文若信札就收录于此。如果不是朱骧殚精竭虑纂成此续编，那些遗珠或将不复见天日。

    农历五月十六日，为杨霁园逼迁黄古林之日。据周岐隐记述，朱骧必定于此日悬先师像，集同门私哭之。朱骧铭记先师的恩德，而同时更尽自己的力，坚守并传承着他们那一代人的文化与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