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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1月11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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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2014书单———

家庭、知识、权力诗学及博物式写作

  私家阅读 苗青 摄

  □赵柏田

  

  一到年底年初,各大媒体、书店便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图书榜。但巧合的是,不管是独立书店还是各类媒体,推出的榜单却大同小异,就好像国人的阅读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几本书上了。那些海量的新书都到哪里去了?难道它们一出世就命定地走在出厂、铺货、退货的老路上吗?对于阅读口味表面上的趋同,我一点也不吃惊,因为评出那些榜单的专家们,他们自身的口味就大同小异。漫天飞扬的榜单,掩盖不了传统出版业饱受数字化风暴摧残的面容。

  2014年的阅读,对我来说,依然是一桩带着个人体温、宜与爱人分享的小小的事。书有新书,也有旧书,反正又不是出版业观察报告,就都拉杂罗列于此。

  2014年开年的读物是里尔克的《布里格随笔》(曹元勇译本)。40岁后,每年冬天我都会读几页里尔克,因为他的宁静、专注和广博的爱。前年是在雪天读他晚年书信集《穆佐书简》,去年是他的这部早期长篇。说是小说,其实是一个诗人心灵成长的自叙传。诗与经验无关,情感也只居其次,一个人穿过广大的经验世界才有可能写下数十行好诗。明白了这一点,我已十年不写新诗了。

  年度新书也从一回俗,推选史蒂芬·普赖特的《天国之秋》。西人写中国史,长于讲述故事有史景迁、魏斐德。此书叙述开阖、跌宕有致同样不遑多让。

  去年初夏地铁1号线的开通,让我阅读的触角延伸到了原本的路堵时间。我粗略计算过,从泽民站到福庆北路站,单趟20分钟的车程正好读一个短篇。艾丽斯·门罗《亲爱的生活》、《逃离》、《公开的秘密》都先后带到地铁上读。《漂流到日本》、《亚孟森》、《离开马弗里》、《沙砾》、《机缘》、《匆匆》、《忘情》、《真实的生活》、《阿尔巴尼亚圣女》,还有改编成电影的《熊从山那边来》,都比习惯的短篇略长,或许这就是门罗独特的讲故事的方法吧。我喜欢这个老太太的细微、精确,吸引我的或许就是萨义德说的那种“晚期风格”吧。她的小说里还有一种暗物质,内心的幽暗与光明不时闪现于细节和物象间。

  向田邦子的《隔壁女子》,还有一册“知经典”系列中的《回忆,扑克牌》,写初恋,写家庭,写夫妻,写兄妹,写情人,对那些小小的异变的伦理的书写,简约而丰饶,别有韵味。

  老马尔克斯的《族长的秋天》,全篇只有六个自然段,一部一百个长句子的小说,也是花了半个月时间在夏天的地铁上读完。此书据西班牙语原版新译。一个孤独的独裁者,因为他“没有能力去爱”,于是用权力的罪恶去补偿这无耻的命运,最后他在只有一头母牛的宫殿里成为自己孤独的祭品。那大海般狂暴的叙事,是一次极大的阅读挑战,带来的愉悦也无与伦比。马尔克斯说,“那是描写权力的孤独的一首诗。因为我就像写诗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写的”。

  出走—返回,伤害—救赎,似乎是胡赛尼这个作家从《追风筝的孩子》、《灿烂千阳》到《群山之上》基本类同的叙事模式,他擅长以阿富汗战乱为背景,让故事在家庭亲情的纠缠中展开。家庭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使他的小说情节铰合得异常紧密。但《群山之上》这个小说是失败的,无关的三个章节的插入损害了小说主体,这个小说家越写越油滑了。模式化和惯性驱动下的写作终究是苍白的。

  西蒙·温切斯特的《教授与疯子》,故事开篇有着侦探小说的所有要素,但此后故事的河道陡然掉了个方向,折向了一部词典的编纂:《牛津英语词典》。小说通过疯子W·C·迈纳这个辛酸又富有人情味的故事,讲述了英语词汇学史、甚至一个更大、更迷人的故事———人类知识的故事。小说对知识与疯癫的考辨让人想到福柯的一个著名论断:在我们这个时代,疯癫体验已经在一种冷静的知识中保持了沉默,但在如划破夜空的闪电般的作品中,如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及阿尔托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在这部作品中,在W·C·迈纳身上,我也看到了这种人类疯癫的回光返照。

  翻译小说中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本是福楼拜的未完成稿《布瓦尔与佩居歇》。我读的是三册全集中的PDF版。两个巴黎人来到乡下,经营一个农庄,研究各种园艺,修建宅院,举行宴会,研制泡菜、酒、糖、奶油,他们的好奇心从星空又转向牲畜、化石、考古学,他们购买中世纪古物,为历史争辩,朗读小说,思考情欲与死亡。两个十九世纪的唐吉诃德,“一部关于虚无的书”,福楼拜在一种博物式或百科全书式的写作中,完成了以知识颠覆知识,亦即知识的祛魅,在这个方向上,他是博尔赫斯、埃柯的前驱。

  对劳伦斯·布洛克的阅读是缘于朋友的推荐。《繁华将尽》由一个戒了酒的私人侦探马修·斯卡德讲述的一个变态杀人狂故事。篇首引用的《丹尼男孩》中的“夏日离去,繁花将尽”说着生命的脆弱。写刀的那些段落非常完美,刀子有着噬血的本能,它们像有独立的生命。像“那个女人就像拆信刀一般精致完美”这般的句子真是好。故事有点慢腾腾,作者不时出现的障眼法让至少一半篇幅显得沉闷,当最后两个声部合在一处时加快了节奏。

  谈论老马尔克斯时说到“权力的诗学”,其实这句话还是用到宁肯的《三个三重奏》上最贴切。一个逃亡的高管,一场对高官的审讯,一个旧日年代的故事,使得这个小说的叙事触角伸向政治、经济乃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某个社会生活层面。近年长篇,严歌苓《妈阁是座城》从赌性入手剖析人性,叶兆言《很久以来》汲汲于文革叙事,马原《荒唐》让新闻性叙事大量侵占原本属于文学的地盘,他们用力最深的还是如何讲述一个好故事,《三个三重奏》的颖异之处在于它有一个他者不及的精神高地,宁肯创造性地把“注释”部分与小说正文构成了对话关系,拓宽了小说叙事空间。去年值得一提的小说还有贾平凹的《老生》,这个新时期以来的化石级老作家以平均两年的速度不断推出新作,叙事水准一直没降下来,堪称奇迹。

  为写作《南华录》这部晚明南方艺文志,这年我几乎翻烂了一堆老书: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周亮工《读画录》,李日华潜居嘉兴八年《味水轩日记》和冯梦祯《快雪堂日记》。朱天曙《感旧》(朱为周亮工全集的编撰者)由周亮工的《印人传》入手,写出了一个个有生命情义的人。李铸晋编的《中国画家与赞助人》以他者的视角审视一段艺术史,可惜他那本《鹊华秋色》一直没有找见。

  《金瓶梅词话》从春天读到了秋天。年中问世的格非的《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过一入门级的书,若论文本细读尚不及几年前田晓菲的《秋水堂论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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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晚报